知青点的日子  

       没等到一个月,哥哥就领着两辆大卡车提前三天来接母亲了。
       搬家回城的心情与当年搬家下放的心情可是截然不同的了。邻里们纷纷过来帮着我们把大大小小的家具和各种箱包装上了大卡车,我和姐姐也高高兴兴的忙前忙后的张罗。还有母亲一年的口粮也装上了车,因为母亲虽然搬回城里,但户口暂时是办不回去的,要等多久还是个未知数。不过,母亲的回城点燃了我和姐姐的希望,先搬回去慢慢等,有盼头,早晚会把户口迁回城市的。
       装好车后,母亲和哥哥分别坐在两辆车的副驾驶位置,向欢送的人们挥手告别。那场面还是非常感人的,母亲流出了眼泪,是回城的喜泪,也是与邻里几年相处深厚情谊的感情泪。我和姐姐激动得拼命向母亲挥手:亲爱的妈妈,照顾好自己,您多保重!
      缓缓而行的大卡车终于拐出了村口,告别了跟着车后面送行的人们,开上了大线道,加快了速度,留下了车轮卷起的一股股尘土,渐渐地远去了,载着这些年无法忘却的苦辣酸甜咸的五味人生,带着希望和坚持 不懈的努力,奔向了新的生活,终于苦尽盼到了甘来!
       房子已经以非常低的价格卖了,我和姐姐当天就搬到了知青点,这是大队的安排。虽然我们姐俩儿没有正式的下乡知青身份,但是和点里的知青都很熟悉,也知道我们很快就会取得身份的,所以大家都很欢迎我们姐俩儿。
       母亲回城没几个月,应该是1976年刚开春的时候,我们知青点有几个招工回城的名额,同时也是第一次给了我们大队一个还乡青年的名额。大队给我们还乡青年开了个会,传达了关于招工进城名额的文件已及各方面所要求的条件,最后说:大队领导经过非常慎重的考虑,讨论研究,决定把这次的这个名额给下放户王家大丫头。按照在队里的劳动表现,王家大丫头是非常努力的,干活从来不挑剔,让干啥就干啥;政治上也是积极要求上进,带头领着社员们学习报纸;还有她家里对大队小队的贡献,我们全都受益了吧?你们有啥说的?
       姐姐虽然干活比较慢,但确实是很努力,尽管是半路出家,但好赖也是个农民,不努力行吗?领着学习报纸是因为队里每次开会,队长都让姐姐读报纸,因为,有一些不识字的,还有一些认字但读的磕磕巴巴断断续续的,姐姐和几个知青在队里是文化水平最高的,轮着读,姐姐先读,读累了再转给别人接着读。其实,如果说表现,别的还乡青年肯定是不服气的。我们大队有八个小队,算起来也有二十几个读完中学拿到毕业证书而且不超龄够条件的。姐姐是竞争不过他们的,城里长大的总不如他们农家子弟干活好,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大队把我家对大队的贡献一事提出来,一下子就堵住了所有人的嘴,谁都无话可说。再说,那么多还乡青年,给谁好呢,大家肯定要争的,都想进城当工人,让大队领导也为难呀!所以,领导们也是很聪明的,名额给了我姐姐,也就免去了他们的烦脑。
      姐姐很快就回城在一家国营企业当了工人,后来又调回了铁路工作,凭着她的能写会画,顺利的工作直到退休。
      剩下我一个“冒牌知青”在点里混了。我们大队的知青点有八十多人,男生少,女生多。因为男生下乡两年就有机会抽调回城了,而女生要等四年才有机会回城。主要原因是工厂都愿意招男工人,不愿意要女工人,他们认为女生一回城就张罗结婚,然后生孩子修产假,接着就是为孩子的事儿三天两头的请假,请假,再请假,所以招收女工的机会相对来说要少一些。

        

(图片来自网络)知青点的集体宿舍就是这样的

       知青点的宿舍是一排长长的连在一起的房子,共有大、小十间屋。小的屋有五或六人住一铺炕,大的屋可以十多个人挤一铺炕。我们同吃一锅饭,同用一口压水井,开会时集中在一间最大的寝室里,只有干活时才分散到各个小队。
       我们是轮流在伙房做饭,知青每年可分到六百斤毛粮,够吃的。但是没什么菜,夏天还好,豆角、土豆、茄子等等那些时节性的蔬菜都有,苦就苦在冬季和初春。冬天没什么活,多数同学都回家过冬,春天真的是很难熬。春耕是非常紧张而且很累的,尤其是插秧的时候,要出早工。当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的时候,就要下地里干活。稻田里的水很凉,穿的稻田靴子很薄,加上厚厚的毛袜子还是感觉凉。插秧是女人的活,老乡家的女人做完早活回家后通常会吃上两个涡鸡蛋,即补身子又暖身子,而我们知青什么都没有,照常稀饭配玉米饼子。午餐和晚餐也是有饭吃但是很少有菜配,能找到一根大葱都算是好菜啦,同寝室的人每人分一小段。所以,每个人从家里回来的时候都会带回很多的咸菜炸酱之类的,住在一个寝室的人一起分享,吃完你的再吃他/她的,那时都盼望有人从家里回来带吃的,一直盼到最后一个回来。带回来的东西吃光了,最后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米饭泡咸盐水的日子也是偶有发生的。
       偷鸡摸狗的事情在我们知青点里也是发生过的,不过不是去老乡家里偷,而是老乡家的鸡鸭鹅狗只要拜访到我们的院子里,那就一定会被“请”到我们伙房的大锅里。本人在此严正声明:都是男生干的!不过女生也没少吃(这只能私下里小声说),我是天生的不吃飞禽走兽,但是,凡是有肉的菜,我都会把我的那份从伙房端回到寝室,给室友们分享。老乡们明明知道是我们知青干的,可却束手无策,伙房烧肉时散发出去的香味就是不打自招“窃贼”的罪证,那香味飘出知青大院,进入前后几条街的家家户户,想抵赖是不可能的!可怜的老乡,哑巴吃黄连,打不得骂不得,只能看管好自家的家禽,远离知青点的大院儿。
       知青们生活在一起,就是一个没有家长的大家庭。我们相互关心,相互照顾,偷偷地借书传着看,那些名著,如前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列夫· 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等等禁书都是那时读到的。关灯后,躺在被窝里轮流讲故事,或者背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在那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向乌云......我们是每个人轮流接下一句,还要朗诵的抑扬顿挫,有激情,要能够抒发出感情,平平淡淡只是一个节奏的要重新朗诵,直到大家满意为止,接不上来或接的磕磕巴巴的要罚讲一个笑话。
       农村的房子都没有锁,门上只有一个小插销,防君子还勉强,根本就防不了“贼”。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宿舍里进“贼”的事情也是时有发生,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醒来会发现睡炕头或炕稍的那个女生被窝里钻进了个“贼”!睡的太香了,竟然没有在我们起床之前“逃走”!咳,大男生、大女生的天天在一起,很难避免的事啦,我们都已经习惯了,见怪不怪了 。通常我们会借打水、去厕所等理由给“贼”一点机会让他赶快“逃”出去。所以,“贼”在平日里是不敢得罪我们的,要给我们好好的打溜须,如果我们有个大事小情的都会主动地、热情地帮忙的,怎么说我们也是属于“大、小姨子”范畴内的吗!一旦不小心惹着我们,我们也不会说什么,毕竟我们都是很有“修养”的“淑女”,只不过早上不起床或起床了就在屋里不出门,把“贼”闷死、憋死在炕头或炕稍的那个被窝里。
       1976 是灾难的一年,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大队给知青盖了一个大大的地震棚,我们八十多个知青全部住了进去。地震棚是南北方向,大约有38米长,南面有一个大门,相对的北面也有一个大门,天热的时候打开门,有过堂风吹进来会感到很凉快;东和西两边搭的对面床铺,中间是一米半宽的过道。男生睡东铺,女生睡西铺。那时刚好是初夏,大家都睡在蚊帐里,天黑后,伸手不见五指,白天干活很累,晚上睡着了,打雷听不见,就是被人抬走了都不会醒。管我们知青的大队领导三令五申的强调:你们现在都住在一个大屋子里了,可能会方便有个别人图谋不轨,我警告你们,每天夜晚都会有民兵来查夜,查你们的人头,谁要是不规规矩矩的睡觉而被抓者就别想回城!然而,不是说“色胆包天”吗,就这么样的严明纪律,还有人冒着“死”罪“犯纪律”,据说是睡在东铺的哥们儿给吹口哨报信,在民兵进来之前钻回自己的蚊帐里。
       整个夏天我们都住在地震棚里,一直到九月份,地震的危险解除了,我们才搬回去。
       我们知青们相处的非常和睦,生活虽然很苦,但我们都有盼头,盼望有一天回城有份工作,过上正常的生活,盼望到那时我们一定再相聚。
       这就是为什么若干年后,知青非常喜欢相聚在一起搞些活动:大吃大喝,大唱大跳,一起旅游,一起爬山等等。没当过知青的人是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这种特殊的“知青情结”的。
       自打中学毕业后,我一直都在队里干活, 偶尔太累了也会偷一点懒,三天打鱼,晒一天或半天的网,农村是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的。总的来说也算是挺努力的。虽然间苗,除草,插秧等,别人都拿四根垄,我只拿两根垄,就这样还得队长或者组长帮着我才能追上大家的速度。队长经常开玩笑说:“诶,我说,王二小姐,你干脆抱着琴在地头弹,我们听着音乐干活也轻松,把你的那份活儿给带出来,你看咋样?”
       队长常常开这样的玩笑,有一次,我就顺着杆往上爬的回应到:“诶,队长,要我说呢,咱大队应该让我当广播员,那我就弹琴,通过高音喇叭播放,全大队都能听到,你看咋样?”
       一句玩笑话,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队长去大队开会的时候还真就跟大队领导提出了:咱大队缺个能说会道的宣传广播员,我看下放户家的王二小姐是挺好的人选。
       没两天,我就收到大队的通知正式到大队部报到当上广播员了。天生我才必有用,别看咱做地里的活计仨顶不上一个,但扯闲的俺可是一个顶仨。大、小队里的好人好事,及时写出稿件报道,农忙时给社员们加油鼓劲,让各队比着赛着,俺的稿子一篇接一篇的。那时的稿件很好写,都是按照报纸的宣传模式,基本上随手就能来一篇。我广播一会儿,自己对着扩音器弹一段小曲,社员们都喜欢听“浏阳河”,老乡们见到我都说:你拉(弹)的黄河水(浏阳河)真好听!再加上报纸,县里和公社的通讯信息,反正抓到啥就来啥,搞滴非常活跃,热热闹闹的。
      除了广播宣传,我还负责大队卫生所的账目管理,以及把大瓶里的药片分包成小包装,还做李医生的助手,帮助给患者换药。
      说起“账目管理”,这个专业术语实在是受用不起,可也找不出别的词来代替,的的确确是“账目管理”,也算是“会计”范畴内的工作。当时农村是合作医疗,乡亲们看病只需付一毛钱的挂号费。那个钱匣子很大,足有一尺半长,半尺宽,七、八寸高,上面是从两头往中间可以对开的盖儿,中间还有个拎手。我收到的钱从来就没有铺满过钱匣子底,最多七、八毛钱,从没有破过一元钱记录的时候。有时侯,如果老乡没有钱我也就算了,该给药还得给。钱虽少,但我记账可是认真的,专门有一个记账本,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哪年哪月哪天交的一毛钱都记得清清楚楚,没有交钱但拿药了的也会记上的,有时大队临时招待客人到我这里借钱买咸盐酱油的,也都记在账本上,到月底时连钱带账目交给大队的会计,没出过任何差错。
       分药片就是把大瓶子里的土霉素,止疼片,痢特灵之类的药都按照三天的计量用一块四寸见方的纸分包装成小包,有需要的就给一包。换药也是很简单的,我们只有酒精,红药水,紫药水和碘酒。有时小孩子磕了碰了,我就给消消毒,抹点红药水,缠点纱布之类的。
       但是,有一次我们点里的同学,是一位很帅的帅哥,发生了严重的事故:在队里使用电动铡草机时把右手在手腕处铡断,帅哥左手拎着铡掉的右手,秃秃的右臂一路鲜血淋漓的来到卫生所。我当时看到这情形立马就昏了过去,醒来后得知李医生已经叫了马车送他去公社医院了。
       帅哥失去了右手,这就意味着失去了在农村干农活的能力,只能做一些不用手的看青之类的活。“看青”也叫“护青” ,是个俏活,即是守护未成熟的庄稼。在高粱地或苞米地里搭起来一个很高的窝棚,可以在里面睡觉,看书,听半导体,吹口琴,想唱想喊都随你,要蹬梯子才能爬上去,站得高看的远,好像战士的哨塔一样,站岗放哨,以防偷盗或动物损害,直到庄稼成熟并收获到家。那时候,点里有几个男生一有时间就去陪他,用麻秸烤苞米,烧毛豆,那种野味儿,在城里是享受不到的。后来,帅哥病调回城了,在一家工厂的收发室工作,改革开放后,下海做生意,是我们知青点的同学中最会赚钱的一位。
       我在大队还有一项兼管工作是负责接待安排外来人员的午餐,这是我自愿承担的。我们大队经常有公社或县里来人检查指导工作,每个月都有几次。要给他们做一顿午饭,三四个客人,加上大队的领导总共六七个人的饭,原来有一位老大爷给做饭,后来太老了,有好多病就回家了。我就主动承担了这个做饭的差事。我的拿手菜是:大白菜炖大豆腐加点花生米,再来个鸡蛋炒韭菜。就这两个菜成了大队待客的经典菜,都说我做的好,他们吃的可香了!那时穷,不是过年过节的没有肉。
       除了明确的本职工作之外,我一向都是主动地尽可能的多做一些事情,我的眼里在不断地找活找事情做,大事小情,只要我能插上手帮的就一定会去做,我要让领导们意识到我不是吃闲饭的,我也确实是做到了,给领导的印象很好。我深深的懂得,能混到大队做这些轻松的工作是大队领导对我的特殊照顾,所以我必须努力地、认真地去做,而且做好,尽量不给别人挑剔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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