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1977年12月10号是一个特别值得记忆的日子,它是我们省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开考日,是我们这代人改变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国家拨乱反正走向改革开放的序曲。虽然在77级这个群体中本人只是沧海一粟,但自己的人生从此经历了风风雨雨,与大大小小海内海外的不同考试和工作相伴走了几十年。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许多往事仍历历在目,抚今忆昔,感慨万千,谨以此文记述我高考前后的那些年那些事。

      说高考就不得不交待一下我们那一代人的出生和上学经历以及上山下乡运动。我是荒年时出生的,属于一出生就挨饿的那一代。听父母说他们最艰难的时候曾经晚上出去扒过榆树皮回来,捣碎后混在食物里一起煮着吃,也曾在冰封的江面上凿洞捞过鱼。四岁多的时候我随戊边屯垦的父母回到老家,去了一个据称是全国系统内最大的准军事化的国营单位,那是个在长江边上围湖造坝抽干湖水后而建的。据说这里曾经是三国时期曹操80万大军南下时操练水军的,相传曹操的兵曾经一人只喝一口水就把湖水给喝干了。我就是在那个地方度过了我的童年和部分少年时光。

      66年开始上子弟小学、汉语拼音也就刚学了些波、坡、没、弗,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所以我汉语拼音到现在也还不灵光。尽管这里与外界社会相对隔绝,但文革大潮中也不能不被波及。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接下来是夺权、停课闹革命,人手一本红宝书,背毛主席语录、斗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和牛鬼蛇神,连我们小学的校长也没能逃脱厄运站在台上被头戴高帽子接受批判。父母单位文革的高潮是两派从文斗升级至准武斗,一派将一台当时前苏联援助的斯大林型号坦克改装的拖拉机再改装回没炮筒的坦克向另一派进攻,而后者被逼撤到地处高坡的大院,并把几个碾马路的几吨重的大石碾用绳子吊着放在大门后,随时准备返击。两派都派代表上北京告状并得到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接见,最后因有国务院周总理对这个单位的“紧急三点指示”之后,立马被觧放军接收军管而暂时告一段落。有此可见当时的周总理有多么的操劳。接下来又是两派大联合,成立革委会和复课闹革命,当时的口号是“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学校也由秋季入学改为冬季入学,小学改为5年制。又赶上九一三林彪事件,就这样不知不觉中混到小学毕业,基本上没有正式的好好上过课。

      进入初中后,单位的子弟中学分来几个来自军垦农场锻炼过的,文革前入校而因文革被迫推迟毕业分配的上海老大学生,先后做我们几个班的班主任,也适逢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抓整顿和教育,当时称为"教育回潮",所以对我们学习抓得比较紧,在那段时间里打下了些数理化基础知识。虽然当时的化学课不叫化学课而叫农业基础,物理课则叫工业基础。不久后,我就随父亲的调动而搬到江南一个同系统的新建单位。这里的子弟学校规模更小,师资力量也更加薄弱。学校当时连高中部都没有,初中部还是“带帽子”的,比我高几年的职工子女们只能到十几二十里外的地方乡镇中学去读高中。等到我上高中的前一两年子弟学校才有了自己的高中班,县里支援了几个老师范毕业的老师,同时也从外面分来几位很秀的工农兵大学毕业生来做我们的老师。这些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以前我们不了解的外部信息。我个人也从他们那借了不少的杂志书刊来读,以及和从与他们的交谈中获取了很多的知识和养份,可谓“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教育是文革中的重灾区之一,我中学读书期间先是出了个白卷英雄张铁生,接着是反师道尊严的北京革命小将黄帅,再下来又出了个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不学ABC学生自杀事件以及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给全国各地学校的教学秩序造成严重影响,导致老师不敢教,学生不愿学。当时单位职工子弟的出路要么上山下乡插队,要么去当兵,但到我前一届时国家政策变了,当兵的出路也给堵上了,非得下乡。1976年是我高中最后一年,当时班上大多数同学都觉得再多读书也没什么出路,所以要求多学些实用的东西如赤脚医生,农机水电等知识和技能,大半年基本上没怎么正规上过课。由于兴趣使然我选择了学机械和电气,幸运地碰到几个很有能耐的师傅,也的确学会一些书本外的实用机械和电气技能,并且在下乡期间和以后的洋插队生活中都派上了用场。

      1976年也是中国腥风血雨最为动荡的一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三位伟人相继过世,其间又有四五天安门事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唐山大地震。特别是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我们高中两个班的男生也被单位临时“抓丁”,每人发了50式冲锋枪、卡宾枪或驳壳枪,由转业军人出身的校长和副校长带领,轮流参加晚上的值班巡逻。当年媒体讯息远没今天这么发达,加上舆论被“四人帮”掌控,我们也不知道事件的真相,但有真枪玩又有夜餐吃,比我们以前玩什么弹弓枪、铁丝枪、铁环、陀螺和官兵捉强盗及躲猫猫等之类游戏高了N个档次,所以大家都挺兴奋和瞎起劲的。其间有个同学的枪还真在食堂吃夜宵时走火差点打到一个外号叫"小偷"的二厨,而后者则被吓得当场癱倒在地大小便失禁。随着当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而最终宣告十年文革的结束,我的小学和中学的学生生涯也就在动荡的十年中告一段落。

      虽然文革已告结束、由于其贯性的使然,上山下乡的政策并未立即停止,而一直拖到1978年末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完全停下来。77年一过完元旦我就开始了在江南水乡的下乡插队生活,哪时知青们自嘲为“修地球”。当时每一个自然村是一个生产小队,几个小队归属一个生产大队,再有几个到十多个大队组成一个人民公社,方圆有好几十至上百平方公里。我们生产大队就有上百个知青包括上海来的就有四五十,我们生产小队只有我和我的一个高中同学两个知青。那些年正时兴农业学大寨,冬季农闲时也不歇工。我首次出工就与生产队派的劳动力一起去几十里外县里布置的水利工地,寒冬天气赤脚挖河挑坝好几个礼拜,大家的脚都冻得可以看见血丝从汗毛孔里往外渗。那时农民和生产队很朴实,出劳力还得自己带粮食外加生产队给记工分,县里和公社是一个子都不出的。那时生活很艰苦油水少、在工地上谁带了一罐咸菜都得藏着掖着,否则一下就被大家抢光了。记得在打道回村的前一天晚上,来自不同生产队的人一起凑钱买了当地村民的一头猪杀了开荤,那年代能吃上肉是最大的生活改善。有几个馋鬼想多吃点,提出吃肥肉比赛,规则是吃一大碗肥肉后立马再喝两大碗凉水,结果这几位可怜的家伙半夜开始不停地提着裤子往茅房里跑,给当地农家贡献了不少肥料。

      我们两个知青回村后,头几周先是在村民家轮流吃派饭。中国的农民真是朴实善良待人真诚,每家都把我们当贵客待,把最好吃的做给我们吃。按村里的风俗,直到生产队队长选了个良辰吉日给我俩搭了个灶开火日为止。开灶当天村里的几个大妈都来了,要尝尝我们烧的饭菜,看我们自己能不能做熟。当时的土灶是锅台在前面,而烧茅草或稻草的灶口在后面,不像现在的电饭锅这么好使。不会用的人肯定会被弄得灰头土脸,还有可能把饭烧夹生了。好在父母文革期间工作忙,连晚上都要经常参加政治学习和开会,我和我的插友都是老大要照顾妹妹弟弟,所以我们7、8岁就开始练手烧饭菜了,用的是同样的烧稻草和大糠的灶、所以比较娴熟地过了大妈们这一关。插队生活是很艰辛和忙碌的,不像村民家有老母、妻子或姐妹在家做饭,我们俩中午歇工时常常是这边饭菜刚刚做好,那边下午上工的钟声又开始响起,只能囫囵吞下,有时只好在刚烧好的热饭里拌上点家里练的猪油和酱油凑合一下。这一年中从春耕、育秧、麦收和收获油菜,到插秧、收割又插秧的"双抢"我都全都参与经历过,充分体验到什么是"禾锄日当午,汗滳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了,也体验到了收获的喜悦,并品尝到了新麦面、新稻米和新菜油的芳香以及从队里分给我俩的自留地收获的新鲜蔬菜瓜果。我下放的村庄在公社算经济较差的、当时一个整劳力(成年壮男人劳动一天)的工分只有五角钱人民币左右,而我们知青刚开始时什么都不会,只能挣0.65个工分与妇女农民一样甚至还低于一些能干的女农民。这个收入当时只够买一包本省出产的中档X海牌香烟。好在因福建的一位知青家长李庆霖在73年左右给毛主席写过一封告状信反映知青的艰难生活,得到主席御批“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觧决”。因此国家知青政策有所调整使全国各地二千多万知青有所受益,到我下乡时自己的口粮一年一千斤稻子公社是有保障的。

      我下乡那年的年中生产队买了个手扶拖拉机,因为柴油燃点低、这种单缸柴油机没有电启动和火花塞系统,要一边用手摇动一个大铁轮盘,另一手按压油泵压缩启动,若操作不当人会被大铁轮盘的反作用力给带倒在地甚至肩肘关节脱臼。开的话也没有方向盘,而是掛上档后用左右两个手闸控制,而且同我们平时脑子里的左右轮子驱力传动是相反的。因村里没人会使,我在中学学工时学到的机械技能这样就派上了用场,双抢中耕、耙、犁田加上简单的机器维修保养而显摆了一把,而且还带了个大我十多岁的农民做“徒弟”。我们生产队的活忙完后,还被邻近的几个生产队请去帮忙,人家自然是每天好菜好饭招待加上当地用山芋(地瓜)造的人称“昏头大粬”的白酒外加两包香烟,我不抽烟就每次都带回村里分给大家共享,也算是一乐。另外、当时农村的文化娱乐生活也是非常贫乏的,有时外村十里路之內的地方放文革中看过无数遍的露天电影,我们也都会和村民们结伴一起去看。雨天歇工时也见识过村民们躲在墙高院深的人家掷骰子赌博,都是五分钱一角钱的小打小闹,因为我们两个知青住在最靠村口土屋里,所以还经常替老乡们放哨,以防被大队的民兵营长带人来抓,真有点抗战电影中鬼子进村的味道。

      双抢后大概是9月初时从农村回了趟家,父亲告诉我省城有传闻可能恢复高考,当时我是半信半疑的,因为当时的政策是知青要起码锻练满2年后,而且表现好的人才有资格被推荐上调招工、参军或上大学。几年后才知道当年的全国教育招生工作会议就从8月初开了44天到9月25日,最后由刚刚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亲自拍板才定下在当年恢复高考,其过程曲折艰难,惊心动魄。不过当时父母还是说服了我不管是真是假,多看点书做点准备并没有什么不妥,母亲为我找人借了套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有几何、三角、代数、物理和化学等让我带回农村复习。复习也只能偷偷地看而不敢让村民们知道,因为当时的气氛是要求我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安心扎根农村在广阔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的。当年我们大队就有一个上海女知青给忽悠的嫁给了我们村的一个回乡知青,但在两三年后的知青返城潮中则以离婚而收场。还好我们知青住的房子在村口的最边角,离其他人家稍远一些,而我的插友这时候也被派到公社的一个水利工地上长期出公差,我夜深后就关起门来躲进蚊帐内看点书到也倒没闲人和蚊虫的打扰。由于生产队的电线老化而经常闹停电,这时只能点上煤油灯躲在蚊帐里复习,煤油用完后,来不及时就用点手扶拖拉机的柴油代替煤油挑灯夜战。柴油的烟特别大,蚊帐被熏得漆黑不说,自己的鼻孔每天早上手一抠都是黑的。这样的情况也促使我说服生产队长同意从一个黄姓村民家后园里砍了十来棵大毛竹,用我掌握的电学知识和技能给村里重新拉了条新电线,使大家都受益,我自己晚上看书也免去了油烟之苦。后来高考传闻越来越多,不少知青都跑回原籍去复习备考了。等到当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关于恢复高考的社论一发表,全公社的知青基本都跑光了,我自己也很难再保持淡定了,这时才正式向老队长请假,承蒙他大度和恩准得以回家复习准备。

      因为这是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积压十多年的考生都凑在一起了,真有点千军万过高考这个独木桥的架势。当时全社会包括国家、单位、公社,到老师、家长和考生也都很重视。据说当时有些省份印高考试卷的纸张不够用,邓小平特批动用原来准备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来印考卷。尽管时间仓促,父母单位子弟中学的校领导和各课老师都热情高涨,在资源和时间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挤出自已的时间为我们这些曾经的学生们做了一些必要的補习和辅导,使我获益匪浅。同时也深感自己的学识远远不够,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十年文革中耽误知识都补上有如登天,对能否考上也是心里没底,只得夜以继日地拼命复习备考。77年高考是通过所在单位(我所在的公社)报名政审由县教育局批准报考,而且是先填志愿后考试。当年只能填3个志愿加上是否服从分配。当时想只要能跳出农村就好,所以志愿也不敢报的太高。

      考试前一天,父母的单位用卡车把我们送到县城,考试是在县城中学举行,考前头天下午让我们熟悉去考场教室和考桌编号,以免正式考试时出错。我们这些单位子弟们晚上住在父母单位在县城的招待所的几个大通铺房间里,男生住楼上女生住楼下,近百号人非常吵闹,加上又有考前的紧张,基本没怎么睡好。77年高考不是全国统考,而是由各省自治区自己命题。我们省第一天上午考语文、作文题目记得好像是“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和从“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谈起两个题目中选一个,其他内容记不起来了。下午考(物)理化(学),自己感觉考砸了想放弃第二天的考试,但被晚上赶到县城的父亲劝阻。第二天上午考的数学,感觉马马虎虎,但具体题目记不起来了。下午考政治,多是当时广播电台和报纸上的内容,也觉得还行,记得好像有一道题是默写《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考场里居然有人小声哼哼起《革命军人各个要牢记》这道歌曲来。当时“不虐待俘虏”的“虐”字把真我还难了好几分钟才写出来,就这样懵懵懂懂地把这两天给熬了过来。

      因怕贫下中农有意见及影响自己的插队表现,考完后立马赶回生产队去参加劳动,是去公社征召的大堤挑土加固任务。那年冬天特别冷、记得是一月下旬左右,在挑围工地上被有线土广播喇叭叫到名子,要我到公社去一趟。那时电话是奢侈品,只有公社有一部通县里的摇柄电话。而且只有县与公社通话时才用,更没手机微信无线网络什么的。但土有土的办法,公社有有线土广播连接到各村各户,在公社广播站发个通知或喊上一嗓子找个人还是很管用的,只是全公社的人都知道谁被叫到了,而且常常是被叫到人自己还不知道呢大家都知道了。我到了公社得知自己过了高考分数线,公社第二天派管知青的干事带着我们几个过了分数线的知青,冒着大雪去县医院体检。过了体检关后,挨了一个月左右终于等来了学校发的录取通知书。我们这几个过分数线的人中有个很有文才的人,因心脏有三级杂音而被涮下来。还有就是我们村的那个同上海女知青结了婚的回乡知青,不知是因为年龄还是婚否的限制也被涮了下来。真为他们惋惜,也为自己感到庆幸。父母单位参加77年高考的近百个子弟中考上了一个大专和四个本科,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个。78年3月初我怀揣着录取通知书踏进了大学的校门,也从此开启了自己人生历程中最重要的一个跨越。

2017-12-10

  湖畔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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