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最后日子里  

      人们都说:人在生病的时侯脾气不好。可父亲却一点脾气都没有,以前没有过,现在也没有。文革前,父亲工作很忙,经常出差不在家,那时,我的年龄也小,所以与父亲的交流很少。如今,父亲有了大把的时间,有时看我放了学回家,我的小圆脸拉的长长的,心事重重,愁眉不展的样子,于是就总想跟我 聊聊天。

       我的性格与姐姐完全不同,姐姐性格内向,说出的话都是过滤出来的,正如母亲的教导,话到唇边留半句,姐姐通常会留大半句。我是直性子,经常冒傻气。母亲说,生我时,因我性子太急,等不及在嘴里安装过滤器和控制开关,就急匆匆地跑出来了。所以,我从来都是不假思索,信口开河,想一句说两句,甚至没想到的都能脱口而出。当然,避免不了有时口不择言的话语让人难以接受,甚至令人伤心,不着边际的问题使人无从回答。母亲总是告诫我:不必说而说,是多说,多说易招怨;不当说而说,是瞎说,瞎说易惹祸。口能吐玫瑰,也能吐蒺藜。得人善言,如获金珠宝玉;见人善言,美于诗赋文章;听人善言,乐于钟鼓琴瑟 ......嗨,有这么好的母亲,同样的教导,姐姐就那么有修养,典型的淑女一枚,而我,为啥就是不上道儿呢?

       可是,我的小脑袋瓜也是装很多东西的,也有很多大问号的。大人的事情,尤其是那些陈仓子烂谷子的历史,为什么就那么难说清楚呢?父亲从文革开始就没有再做他的技术工作,而是写他那永远也写不完的历史交代材料,就那么十几年的一段历史,写了好几年,被造反派逼的翻来覆去的写,内容都是大同小异,反正造反派拿不到他们想要的能定罪的那些文字是绝对不会罢休的。那些用印有红色横格的信纸写的交代材料至少也有万余张,如果络起来可能比我还高呢!有些事情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家的生活会一落千丈?为什么那么善良又有知识的父亲会是历史反革命?为什么他们说父亲是特务?那个时候,这是多么可怕的罪名呀!在我的心里,父亲是知识分子,是搞技术的,解放前和解放后都是工程师,我一直为有这样的好父亲而自豪,怎么也不可能和特务挂上钩,我心里很清楚父亲是冤枉的。那么,来龙去脉又是怎么回事呢?过去一直没机会问,也不敢问,很怕伤父亲的心,今天是不是可以犯一次傻呢?

       “爸爸,有 ... 有一些问题一直都在我的心里划着大问号,我不知道 ...不知道可不可以问,也不知道您会不会生气,我要是问了,您会怪我 ...怪我太不懂事吗?”我终于有点吞吞吐吐的就这么提出了。

--- --- “我会非常高兴的回答你提出的任何问题!尽管问吧,我就当你是小记者采访啦”!父亲毫不犹豫的回答说。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父亲说不忌讳我提任何问题,好吧,那我就大胆的开始问了:

       “文革开始那年, 我帮妈妈烧书和那些老照片旧报纸时, 妈妈给我看一眼关于德惠水塔的报道, 妈妈只说了一句, 在修那个水塔期间妈妈也跟着去了, 可是那标题“用脑袋担保” 那张报纸是怎么回事儿?”

       --- --- “哦,那还得从当段长说起。那还是在满洲国时期,我是路经新京回家探亲。没曾想, 由于战乱,受阻在新京,只好住在同学家里等待。

(图片来自网络)新京(长春)車站

         正巧,铁路积水段需要个段长,要懂专业,会日语,同学就把我给介绍去了。反正也回不去家了,不如安下心来当官吧。我这个段长其实就是在探亲途中捡来的。光复时,国民党接收了新京,就是现在的长春,我依然还当这个段长。我在当段长期间,在长春地区铁路沿线设计并修建了七个铁路机车上水的水塔。那时的我年轻气盛,当德惠的那个水塔完工时,第二天就要庆典交付使用,检查验收官说,有一处的管子有裂纹,明天不能交工。我一听,这怎么可能呢?!我非常肯定地说:“我可以用我的脑袋担保,不会有问题!” 第二天早上一看,真的有一根管子裂了。后来有工人说:验收前的那天夜里,有一个女精神病患者住在水塔里,被一个流浪汉给奸污了。还有人说,夜里看见一只猫头鹰落在塔顶上阴沉地嚎叫。当地人认为发生这两件事都是不祥之兆!工程延期了几天才交工。报纸的大标题非常醒目,好像是:用脑袋担保的工程师。这件事给我深刻地教训:说话做事要留有余地。当然,我在这两个时期,日本统治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都当段长,文革中造反派是绝对不会放过我的啦,这也就成了其中一大历史反革命罪状了。”

(图片来自网络)长春(新京)满铁事务所  左边圆圆的二楼就是父亲的段长办公室

       “哦,是这么回事。那他们说您是被日本人派去东京接受特务训练,是真的吗?”

       --- --- “哇,严肃的政治问题呀!这个问题呢,爸爸是非常认真而且负责任的告诉你:绝对不是真的,纯属诬陷!上学的时候,我们同年级建筑系土木工程专业的同学中,我的年龄最小,但成绩一直保持第二名。你爸爸我可是好学生呀!那正是满洲国时期,一所日本人的学院,快毕业的时候,学习成绩优秀的就送去日本继续学习。在那里完成学业后,由于当时日本和满洲国都需要我们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可以选择留下工作或者回国。同学中只有个别的留下了,大多数都回来了。我呢,本来已经决定留下的,可是看到别人收拾行装要回国的时候,我又动心了,还是想家呀,结果就跟着回来了。同学们每天吃、住、学习都在一起,学的都是我们的专业知识,我们课程安排的很紧张,哪里有什么特务培训!这个事情说不清的原因是我们这些回来的同学全部都被打成日本特务了。咳,要是不回来就没这事儿了!不过 ......”

       说到这,父亲停住了, 神秘兮兮的告诉我:“回来就对了,认识了你的优秀的妈妈, 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收获!”父亲很自豪也很得意的笑了。

       “但是,解释不清可以理解,因为那是国外,可说您还是国民党特务,这无论如何都说不通呀,您没有加入国民党,怎么会成为国民党特务呢?”我真的是很好奇呀。

       --- --- “啊,是这么回事:你爸我在解放前,和几个朋友结成了拜把子兄弟。大哥是工程处的刘处长,二哥是工程师,我呢,排行老三,还有个四弟也是工程师。1949年国民党撤退台湾时带走一批铁路技术人员,大哥带着四弟先走了,二哥的家母生病离不开,我打算把一些事情处理完就带着家人赴台,机票已经攥在手里啦,没成想,晚了一步,北平和平解放了。1951的时候,大哥从台湾寄来一封信,被国家安全部门扣下,当时,我还真的不知道来信的事儿,过后才知道。文革就把此事拿出来说事儿,说我通敌,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非让我交出发报机,手枪,照相机等等,抄家的时候把照相机拿走了,还有那些金银说是我的特务经费。”

        我有点奇怪了:“来封信就通敌,那你的刘大哥是特务头子吗?他在台湾做啥呢?”

        --- --- “我们四兄弟都是工程师,无论走到哪里,无论那个党执政,技术人员都要为国为人类做贡献,就好比不管什么朝代,农民都要种地吃饭一样的道理!大哥应该是台湾铁路管理局的高级管理人员或者是总工程师,国民党带走他不会拿他当个普通的工程师使用”。

      “爸爸,您后悔没去台湾吗?”

       --- --- “哦,把我所学的知识和技术贡献给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是我们每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中国人的心愿,谁不想自己的家乡好呢!然而,政治这个东西实在令人头疼!从解放到文革前,在那十七年里,我是兢兢业业,忠心耿耿,任劳任怨,我的荣誉奖状那么多,我解决了那么多的技术难题,我为国家节省了那么多的钱,如今,火车依旧奔驰在我设计的桥梁上,机车依然狂饮我设计修建的水塔水 ... ... 而我,却连路籍都没有了!伤心呀, 伤透了心呀!如果我去了台湾,情况就不同了,那也是中国的领土啊,而且,不是我自己要去的,是国民党给我的书面通知要我去台湾报到,机票航班都是他们安排的。咳,一步走错就步步错呀!如果去了,今天就不会生病了还躺在这农村的土炕上了,你也不会在这里挑水拾柴的,上学还那么远,哦,上学可能会更远,我一定会送你们几个兄妹去美国读书的,一定的!” 父亲挥了一下自信的拳头。

       说到这儿,母亲过来了,看到父亲的情绪有点激动,就劝父亲:“咳,后悔药没的地方买,随遇而安吧!共产党没让你坐大牢,还给你自由与家人在一起,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啦。比起那些在文革中被打死的老同学,老同事,还有那些从50年代初开始就当历次政治运动的运动员,以及自杀的老邻居,公安处的江处长,宣传部的刘部长,才女彭老师 等等,我们躲在这‘世外桃源’可能还安全些呢!”

       难怪父亲说认识母亲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收获。母亲从来就不会埋怨,说出的话总是让人感到温暖。母亲又接着说:

       “共产党对你还是不薄的,你看:给你高薪,只有高级技术专家才配给的薪水;出差都是软卧和高级宾馆,烟雨楼都住过好几次吧?”

        承德著名的皇家园林避暑山庄内的烟雨楼,是乾隆1780年建在如意洲之北的青莲岛上。文革前,只有极少的人可以享受的待遇,钓鱼台国宾馆可以花钱住,但是这烟雨楼花多少钱也住不进去的。修建承德那条铁路的时候,由于土质及其它原因,请了日本专家也没能解决机车上水的问题,所以那条线不能通车,可能要绕行,那将是巨大的损失。父亲虽然是锦州铁路局的人,但依然是归铁道部直接调遣,哪里需要就去哪儿。部里委派父亲过去最后一试,经过勘察,调研,走访当地的老乡,最终解决了重大的技术难题,那条铁路线才得以通车,父亲是有功之臣,所以每次出差去承德,都被安排下榻在烟雨楼。

(图片来自网络)承德避暑山庄的烟雨楼

       “从共产党接收铁道部开始,就一直配给特殊生活待遇,国家虽然经济紧张,但你却享受特供的小红本,即使是在困难时期,食品那么缺乏,我们一点也没饿着,我揣着小红本去市里的唯一的特供商店,鱼肉米面糕点,每次都买回一大篮子,叫上个三轮车送我回家。”母亲温柔的劝慰使父亲很快就平静下来。

        “是呀”, 父亲接着说:“共产党一直是很重用我们知识分子的,还派我去最高级的社会主义政治学校学习,说是培养爱国知识分子。共产党的政治运动特别多,但是特别‘尊重’知识分子,每次运动开始都找我们谈话,问我们有何看法,有什么意见,让我们尽管提,不要有顾虑。我什么意见都没提过,原因是你一直都在告戒我:‘坏的不说,好的也不要说,说完就整你,整死你!’ 那些提过意见的,都被打成了大右派,降职降薪劳动改造呢!所以,我是平安渡过了那十七年,这是你的功劳哇!可是, 我躲过了十七年,却躲不过文革!其实,我看中央内部也是很乱,他们都不是一条心,都在争夺权力。林彪就是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早晚会炸的。父亲又看着我说:“你妈妈史书读的多,毛主席的著作也研究个透,看问题很准,要多听妈妈的教导”。 

        母亲接着说:“文革不会长久下去,但是也不会短,可能还要继续五年,最多十年,这一切都会结束的,因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总有一天,所以的冤案都会得到平反!能挺到那一天的一定会比以前更好,挺不过去的就没那福份了。大学也是如此,一定会有一天凭本事,按考试成绩上大学的,没文化的社会是历史大倒退!千万别放弃学习,相信吧,这一天会有的!”

        我多么希望真的会有那一天父亲能得到平反,重新回铁路上班,我们全家再搬回铁路的干部局宅,我也再次回到楼房暖气明亮的教室里上课 ... ... 而这一切都是那么的遥远无期,看不到也摸不着,似乎只能在甜美的梦中寻找那种感觉 .......

        我年纪虽小,可是我真的很懂父亲的痛,母亲的愁。我的心灵被大人的不幸遭遇而痛苦的折磨着,只有在大地里拾柴的时侯,我才能对着苍天大声哭诉和质问: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呀!!!

       我那可怜的父亲,受尽屈辱的父亲,一身傲骨的父亲!尽管是病魔缠身,依然是那样的谦谦君子,铁骨铮铮,有血有肉!每当我们出现在他的眼前,父亲就一定会露出他那慈祥的、温和的、亲切的笑容。此时的我,真希望父亲会发发脾气,把无处伸诉的冤屈,心里的委屈,精神的压力,身体的病痛,冲着我们大喊狂叫!我的亲人,我的父亲,我们愿意承受,您就发泄吧,怒吼吧!哪怕就一次,就一次还不行吗?!

       父亲没有等到母亲说的平反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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