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初春,和往年一样,一样阴沉的云,雾霭的天空,一样淅淅沥沥的微雨。给Richmond老人院带来晴空和生气的是二十来个Pink Lady,粉红色的护士装,白色的护士鞋;这批实习生进入了实习期的最后阶段,也是重中之重的阶段—对Alzheimer's Disease病患的护理。想一想吧,极度的精神和思维上的失智、错乱,却有着较为健全和灵活的躯体、四肢,这二者混为一体,将会是怎样的一种局面?他们的心灵被包裹在层层的或许是呆滞、幻象,或许是狂躁、谵语中,好难看透原本的他们,哪怕是留个缝隙让我一窥的机会都没有,我有种搁浅的感觉,而且是深深的。

      记得那个周一,我和我的Buddy,一位带领我实习的菲律宾姑娘,陪伴着我们的四位老年痴呆症患者,在大饭厅的一个角落里边喝咖啡边闲聊。饭厅里正在播放着那首古老的爱尔兰民歌《夏日最后一朵玫瑰》,如泣如诉的曲子透着丝丝的叹息,淡淡的哀愁。午后和煦的阳光透过窗外摇摆不停的树枝照射进来,形成斑斑驳驳,奇形怪状的影子,忽明忽暗的撒在我们身上,这一切,恰如一幅安闲却又略带伤感的图画。

       我们的A女士,德裔,终于舒展紧锁了一上午的眉心,从那个确认自己要被护士谋杀而从卧室中出逃,(我目睹了她的逃跑,用“脱兔”来形容她的敏捷,绝不为过)又被捉了回去的恶梦中平静了下来。由于多日的便秘,她需要药物帮助排便,疾病所致的心智昏聩、混乱使得这个操作变得异常困难;最终迫使三位护士大动干戈,在她又抓又挠的抗争中以及“你们要杀了我”的怒吼声中总算完成了。经过一上午的折腾,此刻的她正逐渐进入安睡状态。       

 

      B太太,瑞典人,性格温厚、娴静,二战中失去了唯一的爱女。平时终日不离身地抱着她的布娃娃,她称她为“My new baby"“My angel"。经常看到她和她的娃娃躲在墙的一隅,或抽泣或喃喃自语,彼此安抚着对方。B太太是用她那流不尽的眼泪和轻声柔语的爱怜,娃娃用的则是她永远不变的微笑和一脸招人疼爱的淡淡雀斑。可怜的妇人全身心地活在她和她爱女的幻想世界里,能够回归到现实中的时刻非常稀少。

     C,D俩位老先生,加拿大本地人,据说是表兄弟。年轻时共同浮沉商海,如今却是共患难的病友。C先生是一位胆小,有点怯生生的老绅士,讲究穿戴,病症颇典型:失忆。相同的事情每天必须重申无数次,糟糕的是,有些事情可能曾经发生过,可是在他的臆(癔)想中,它们都变成了将会发生的事情(一般将来时)。一周前,他的子、女接他外出庆祝他的生日。未曾料到接下来的近乎两周内,他天天穿戴整齐,站在卧室门口,手握那张孩子们给他的生日贺卡,向每一个从他卧室旁走过的护士、病友报喜:“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孩子们马上会来接我出去庆贺。”在老人院里,这种引人吮手指的好消息通常是会让那些头脑较为清醒的病友们露出垂涎欲滴神情的。他随即被羡慕包围了起来,有争看贺卡的,有啧啧称赞的。而我们的护士头,如果她在的话,C先生必然会被正色告知“你今年的生日已经过去了,今天是什么月什么日,你那张卡上的又是何月何日,”指着贺卡一字一顿地像教幼儿一样。C先生似懂非懂,踌躇着,一副失落的样子。那种被瞬间剥夺快乐后所呈现的窘态让人看着鼻酸。    

       他的表哥D先生,痴呆中更多的是带着可爱、傻气和搞笑。首先是长相:鹰爪钩鼻加鼠眼,两条倒挂八字眉,满脸写的就三字“倒霉蛋”。前一日,时值就寝,Buddy慌慌张张地来说,D先生不见了!我俩匆匆分头去找,遍寻无果,Buddy思索了一下,拖着我直奔女卧室。果然在一个女病人的床上躺着呼呼大睡的D,更绝的是:原先床的主人可能无奈于他的鸠占鹊巢的行为,干脆在他脚下席地而睡。当我们把D弄醒过来,他除了一脸萌呆,就是不断地翻眨着鼠眼,咕哝了几声,倒头又睡,最后被我俩强行拽回他自己的房间。隔日早上,对于我们为何会睡她人床铺原由的追究,矢口抵赖,绝无此事,一派正人君子样,接着就是爆发出一大堆被诋毁清誉似的“冤枉鬼叫”,让我们笑得不能自己。至于将裤子当衣穿,双手从裤腿中伸出来,头却卡在裤裆里。误穿女病友的鞋,还抱怨自己的鞋太小轧着脚痛等趣事常有发生。这是动态时的表现,静止时他可以几天都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一张标准扑克脸,冷漠透顶,任你问他什么,他只答一个字“Ya",我们这些中国同学给了他一个外号“Ya爷”。十足一个逗趣的糊涂蛋。                                              此时的他,先是对着阳光的影子频频扮鬼脸,不久便腻烦了,困乏了,垂着头,陷入了两眼无神的呆滞状态,想必是“Ya爷”又“上身”了。他的表弟C先生,手中依旧捏着那张生日贺卡,翻来翻去,横看竖看的,一边咧着嘴唇,一副似乎马上就要哭出来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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