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秋天,西安的雨特别多,哪里也不能去,古老而完整的围城里,日子过得闷闷的。到了10月,天津搞散文评选,获奖通知里有我的名字。妻很高兴,说:“你不是老念叨去那里吗?这下逢机会了,公私兼顾,你可以去见见孙犁了。”我说:“是的。”脸就涨得红红的,几天里慌得捉不住事做。出门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却胆怯起来。我形象猥琐、口舌木讷,平日很少往大城市去,更绝无拜见过什么名人,听说天津街道曲折,人又欺外,会不会在那里迷失方向、遭人奚落呢?再说去见孙犁,又怎么个言语呢?妻好骂了我一顿窝囊,自个儿就收拾起我的行李,带了家乡的葡萄酒、木耳、核桃。东西已装好了,我取了出来,说送这些东西,虽是家乡山货,但都是口腹之物,未免有些那个,我怎么好意思在人家面前掏呢?妻便又说:“那就把玉石枕头带上吧。”这是一件长长的玉石凿成的物件,冬枕不凉,夏枕消暑,能治头痛脑热,她的父母早些年里给儿女分家,特意留给她一件作纪念。我就笑了:“这成什么体统呀,你视为传家的宝贝,可于别人那就是一块冷石头了,何况那是乡下人用的东西,大城市里哪会用上?”妻刚从乡下搬进城来不久,什么都以乡下人走亲戚待客的规矩准备。她就为难了,说:“你们这些文人,这也庸俗了,那也逊眼了,人家老老的人,你莫非空手去吗?”我蓦地记起在一张孙犁的照片上,看见过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骆驼的画,就说:“带一件唐三彩的骆驼吧,唐三彩有咱秦地的特点,骆驼又是老人喜爱的形象,岂不更有意思吗?”妻便依了我,小心翼翼将书架上珍藏的一匹瓷质的骆驼取下来,用绸子手帕擦了灰尘,一边包裹,一边说:“这使得吗?这使得吗?”

10月2日,妻按乡下的风俗,包了饺子给我吃,亲自送我到车站,帮我拉了衣襟,叮咛勤勤注意把衣领整好。上车了,还说:“包儿不要放在行李架上,要抱在怀里。”我当然就抱了包儿,后来实在不方便,才放到最顶的卧铺,将毛毯紧紧围在铺角,过上几个小时,就爬上去看看。谁也不知道那包儿里装了什么,我一直留意周围人的神气,会不会发生被盗的危险呢?夜里去睡,包儿放在枕边,地方小,我不能仰躺,就侧着,恍恍惚惚的,但终没有掉下来。到了北京,乘客都争先往车下拥,我不敢妄动,最后一个下车。车站上人很多,通道全挤满了,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到了人多的可恼,又都慌慌张张,像要去武斗似的。我慢慢往前走,别人可以碰我,我却不敢碰别人。包儿挎在肩上,一只手又过去抱住,生怕包带突然断了。吩咐同行的三个同伴分别在我前后:“若有人要碰我,你们要保护呀!”

出了车站,我仍疑惑不定,问道:“是不是有人碰着我了?”他们就哧哧谑笑。我说:“我怎么有一种破碎感?”他们更笑骂我书呆子气,又故意逗我,提出一些条件,说:“要不,我们就不保护你了!”我只好百依百顺。

本来从北京到天津,坐火车两个小时就到。但出站、买票、候车,却花了整整四个小时,下午五点五十八分,我们才坐上去天津的列车。乘客不多,包儿就占了一个位,被我用手搂着。天黑下来,大家都疲困了,坐着打盹,我不敢睡去,竭力从窗玻璃上往外看。外边的世界是黑颜色,玻璃上映出好多乘客的脸面,当然最清楚的是我的眉眼了——头发乱乱的,腮帮子显得更瘪。我心想:“我真是要去天津了吗?”两年前,我发表了一篇小小的散文,孙犁偶然看到了,写了一篇读后感。对于他的人品和文品,我很早就惊服得五体投地,我一个才练习写作的小青年的一篇幼稚的散文,倒得到他的笔墨指点,这使我很激动,也激发了我写散文的勇气。于是,我给他去了一信。万没想到,就在收到我信的三个小时后,他便给我回了一封信,谈了许多指点我写散文的见解。从此,我们就通起信来。他的每一次来信都十分认真,有鼓励,有批评,直来直去,甚至在大年三十的中午,为我用毛笔书写了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里关于作文语言变化运用的条幅。但我又不敢多给他去信,怕打搅一个七十岁高龄的老人的生活。一些朋友劝我去天津看看他,我也时时作着去天津的念头。但三次要去,三次都没有去成。一次已经买了车票,却因为突然有个紧急会议没有去成。一次到北京开会,和妻说好顺路去天津,但在北京车站徘徊了许久,又作罢了。我知道自己的劣性儿,害怕见人,害怕应酬,情绪多变化,曾经三次要登华山,三次走到华山脚下,却又返回了。一回到家里,就十分后悔,自恨没出息。我想:“三去华山而不登,华山会长存;三次去见孙犁却不能,老人已经七十岁,难道还能再活七十岁吗?”现在,车是实实在在往天津开了,一个呆头呆脑的矮个子怎么行走在繁华的天津大街上,一个蹩脚蹩手的学子怎么坐在一位文学家的面前呢?我的胆怯又出现了,我赶忙闭上眼睛,心里说:“什么也不要想,什么也不要想了。”

夜里八点多,到了天津,我们给散文评委会打了电话,我估计车来还需一段时间,就放下包儿,一个人去找厕所,又一个人去买烟。才悠悠抽着,同伴就大声喊我,原来接站车就在近处,在我去厕所时他们已接上头了。我忙跑过去,人都上了车,我一钻进去,车就开动了。我悄悄问同伴:“我的包儿呢?”回答:“都装在车上了。”“没轻放吗?”“还用你说?”街道在白天或许平平坦坦,夜里灯光一打,路面却坑坑洼洼起来,车时不时颠一下。每一颠,我就心一紧:会不会颠坏骆驼?真想把包儿抱在怀里,但行李全放在车后尾仓,要取是不可能了。我心里就嘀咕了:“不会损坏吗?”“哪儿就能损坏了?”“天津街道这么不平?”心里总不踏实,只恨离驻地太远了。到了招待所,车停了,迎接的同志指着面前的楼房说:“就住在二层上。”我看见二层楼上灯光亮着,窗口有人在说着欢迎的话,我多么高兴啊!这时候,迎接的人去打开尾仓取行李,仓一打开,突然掉下一个包儿来,“咚”的一声,我一下子惊慌起来:这是谁的包儿,不会是我的包儿吧?包儿掉下来,在空中是翻了个个儿,依然底部着地,那是一个崭新的不大不小的外边有一个小兜的皮包,我“嗡”地脑袋就大了。一把将它拎起来,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了。同伴们也都发觉了,都闭了气,看我的脸色,问:“怎么会是你的?”我还是说不出话来。“不要紧吧?”我说:“不要说,不要说了!”言语里有了几分恼怒。再也顾不得与一些人寒暄,提着包儿就上了楼,进了安排好的房间。我自言自语:“不会打碎吧?怎么会打碎呢?”我不敢打开包儿看,反点上一支烟,千声万声在心里祈祷:“它是不会碎的,它掉下来的时候是底儿朝下的,哪会打碎呢!”足足过了两个小时,我又走出房间,故意和一些同志打招呼,说笑。然后再走回来,将门插了,慢慢将包儿打开,心中充满了战战兢兢又迷迷糊糊的神秘色彩。啊!果然没事,骆驼依然在包儿里站着,高昂的头颅,下垂的脖子,我太兴奋了!再用手往下摸去,突然触到了什么东西,硬硬的,慢慢取出来,竟是一条断了的腿的瓷棍儿。我站在那里,眼睛一下子直了。

骆驼破碎了四条腿,三条是硬伤,一条的脚上碎裂成几十个颗粒儿。我没有勇气把它送给孙犁了。第二天,到了孙犁家,老人正眯着眼睛站在门口的花台子上,暖洋洋的太阳照在他身上,衣服似乎有一种黑和蓝的颜色。经人介绍,他迟疑了一下,就叫着我的名字,同时拉我进了屋子,连声说:“我才给你写好了信啊!”桌头上果然放着一封写给我的信。这封没有邮票、不加邮戳的信手接手地邮到了。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显得很快活,倒水,取烟,又拿苹果;问了这样,又问那样,从生活到写作,一直谈到读书。他打开书柜,让我看他的藏书,又拿了藏书目录让我翻阅。吃罢午饭,当我红着脸讲了骆驼破碎的过程,他仰头哈哈大笑,说:“可以胶的,可以胶的!文物嘛,有点破损才更好啊!”两天后,我将用胶粘好的骆驼放在他的书案上,他反复放好,远近看着,说:“这不是又站起来了吗!”便以骆驼为话题,又讲了好多为人为文的事。

他是慈祥而又严厉的人,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又一个上午过去,又在那里吃饭,他又戴了帽子,拄了拐杖送我到院门口,又是叮咛我多来信。

这天夜里,我给家中的妻写了信,信中对于骆驼破碎的事自我责骂了一通,写道:“你也不要再怨我,其实世上的事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愈是不十全十美才愈有了诗意吧;越是珍贵的东西,越是容易破碎,越是容易破碎的东西,也越是珍贵的吧。我留给孙犁的,是一匹破损的瓷骆驼的遗憾;孙犁留给我的,是人品、文品的永久启示的满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