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在这篇连载里,我想聊聊过去40年看过的电影,我记忆中的老电影,还有这十余年来看过的外国经典电影。
  
  我出生在文革前,1966年5月16日之前,有很多很多好电影,可我那时候太小,没有记忆。1966年至1969年,我有一点记忆,可那几年没有电影。我的电影记忆是从1969年开始的,迄今整整四十年。看这四十年的电影,从《地道战》到《风声》,从《列宁在十月》到《2012》,对我来说,对所有中国电影观众来说,都是一个从荒原到天堂的变迁历程。
  
  这四十年的电影,如以10年为期,刚好可以划分为四个年代,泾渭分明,各具特色。
  
  1969年~1979年,这十年可称为电影观众的“饥渴年代”。1976年10月之前,屈指可数的国产电影加上少许的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越南电影,数量很少,扳着指头都能数得过来。正因为数量少,老百姓饥不择食,这些70年代前期的电影也就越发珍贵,至今越发有怀旧的价值。1977年之后,文革前的数百部老电影解禁上映,朝阿罗越之外的外国电影也陆续进入中国,大大满足了中国观众的饥渴感。新出的国产电影重新与十七年电影衔接,与四人帮时期阶级斗争为纲的肃杀风格截然不同,亦让观众耳目一新。
  
  1979年~1989年,也就是金子般的80年代,这十年可称为中国电影的“黄金年代”。改革开放,心情舒畅,几代导演卯足了劲头,拍出了一批出色的电影,数量之多,品质之佳,都是中国电影史所仅见。另一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纷至沓来,风靡中国,这些电影虽说品质一般,不那么经典,照样让观众大开眼界,从西方电影中了解到外面的世界是怎么回事。
  
  1989年~1999年,对我个人而言,这十年是我对电影的“疏离年代”,创伤久久未能平复,加之工作繁忙,整个90年代很少看电影,中国电影从高峰滑落,没什么电影好看,唯一看过的几部国产电影出自那几位已成名又有资金的导演。在这十年里,好莱坞和西欧的经典电影通过录像带和vcd逐渐传播开来,培育了第一批电影青年。1995年之后,好莱坞大片进入中国影院,中国电影观众开始和世界接轨。
  
  1999~2009年,dvd的风行和网络的普及,造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狂欢年代”,所有的中外经典电影尽收眼底,那些传说中的、可望不可及的电影大师,现今可以按作品编年批量看到他们的名作,足不出户即触手可及。在这十年里,中国电影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一环,观众可以同步欣赏到最新的商业大片,中国电影也从低谷爬出,渐有起色。另外,这十年的狂欢,出版了无数与电影相关的书籍,也造就了一支庞大的网络影评人队伍。
  
  我不算是个正牌的影迷,不会写影评,不懂电影理论,也不懂电影技术,就年龄而言也不够资深(比如我对文革前的译制片所知甚少),在以下的文字里只能简单说说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电影,以及我喜欢的导演、演员、电影音乐和电影书籍,为我的同龄人勾勒出一幅粗略的电影联络图,分享共同的电影记忆。
  
  我写这篇文字并没有周密的计划,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写到哪里想到哪里,头绪恐怕会比较凌乱,加上年代久远,很多电影的内容、人物,电影上映的时间和相关的事件肯定会有错漏,希望朋友们不吝指正。


  1,列宁、三战和样板戏(1)
  
  (按关于70年代的电影,我在“70年代的音乐”一文中已有所涉及,那个年代的电影生活乏善可陈,故这部分内容恐与前文有所重复,请谅解。)
  
  1969年,文革的高潮时期结束,尘埃落定后,有关方面开始打扫战场,折腾了三年的人们各奔前程,大学生们分配工作,老三届中学生们上山下乡,我父母因出身教会学校,疑似为特务而被情理出阶级队伍,带领一家老小到省城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安家落户。生活艰苦,前途茫茫,不过乡亲们待我们很亲切,我们全家也就安之若素,过了两年半的乡村生活。
  
  记得那年冬天的农闲时节,公社的放映队巡回各大队放电影,到了看电影的日子,乡亲们便拖家带口到大队部的打谷场,我们这些小孩儿干脆席地而坐,在寒夜中哆哆嗦嗦地看露天电影。我在农村那两年,所有的电影都是在这个打谷场看的。


  
  几乎所有的文章在说起那几年看过的电影时,回忆都是一致的,全国老百姓看的是同样几部电影苏联老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三部革命战争片《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以及陆续拍摄的样板戏。说起来真是难堪,一个大国的几亿电影观众,在几年的时间里只能看几部电影,这在电影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
  
  人活着就要看电影,环境再艰苦也要看电影,就是这几部电影,滋养了一代或者两代贫瘠的电影观众,特别是《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珍宝岛激战正酣,我们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誓不两立,按理不该重映苏联电影,不过话说回来,跟我们作对的是修正主义者,与革命领袖列宁、斯大林有什么关系?因此电影还是可以看的,于是人们翻来覆去地看,看得兴致盎然,据说有人一场接一场的,专门为了看电影中出现的《天鹅湖》片断,看得乐此不疲。同样是芭蕾舞,露大腿的《天鹅湖》显然比我们的白毛女和娘子军有魅力得多。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看电影,肯定会造成特殊的后果。对当时的青少年观众来说,《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对他们的影响空前绝后,绝对大过任何一部外国电影。这两部电影的情节、人物、台词和经典场面深深地烙进他们精神血液中,不知不觉演变成为他们灵魂的一部分,在多少年后都会影响到他们的作为。打个比方,那一年克拉玛依礼堂失火,危急关头,据说在场的一位负责人果断地喊出“学生们不要动,让领导同志先走!”,我想在哪一瞬间,这位同志或许来不及想起《列宁在一九一八》,不会把处于危险中的领导同志幻化为列宁,但记忆深处的“让列宁同志先走”会让他不假思索地做出如此自以为明智的决定。
  
  “让列宁同志先走”只是经典台词之一,其他的还有“耳朵,耳朵就是普通的耳朵”、“同志们,他干嘛老缠着我啊?”、“这种书只配垫脚……”、“最要紧的是见到斯大林同志”、“季洛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是叛徒”,还有列宁与高尔基的争执“别让怜悯的锁链缠住了你!现在正是多么尖锐的斗争!你还是把这种怜悯丢掉吧!”,当然最经典、流传最广的台词莫过于那句“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几十年了,仍然频繁地出现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
  
  因为看的次数太多,不要说这些台词经久难忘,电影中的每个场面都记忆犹新。而那些活色生香的人物――高大威猛而又温柔敦厚的瓦西里,小梳子不离手的马特维耶夫,为救列宁奋不顾身的司机,“干嘛老缠着我”的老工人,打听见没见过列宁的青年农民,尖嘴猴腮的密探(这个密探确实有本事),还有众多叫不出名字、口音怪怪的反动派们,他们的形象是如此地经典,至今仍鲜活地活在那一代小观众的记忆中。运用这些人物做文章,最经典的作品莫过于《分家在十月》,央视新闻评论部的那帮哥们儿,你们干嘛老缠着我啊?
  列宁无疑是这两部电影最成功的形象,他的招牌动作――两支手插在背心里,来回踱步,步履坚定,面容坚毅,透着一股革命领袖的干练与睿智。列宁的演讲慷慨激昂,尖锐锋利,具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很多年后仍回荡在观众的耳边
  
  “旧社会在灭亡了的时候,很可惜,资产阶级的这个尸首,那就不可能把它一下子钉在棺材里,埋葬在坟墓里。资产阶级的尸首,在我们心里头腐烂着,它把毒气传染给我们大家,他在发散着臭气!”
  
  “我们让资产阶级们去发疯吧,让那些无价值的灵魂去哭泣吧,工人同志们,我们的回答就是这样的,加上三倍的警惕和小心,还要忍耐,大家应当守住自己的岗位,同志们你们必须要记住,我们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胜利!还有另外一条路,死亡,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因为这这两部电影,列宁的光辉形象深入人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成为中国观众叫得最顺口的外国名字。不过严格说起来,斯大林才是这两部电影真正的主角,列宁不过是摆渡斯大林过桥的道具。
  
  在电影中,斯大林是以列宁亲密战友和正港接班人的姿态出现的,电影无时无刻不在揭示斯大林与列宁的关系,以及斯大林的作用和地位十月革命前夕,列宁返回彼得堡,一再强调,“最要紧的是见到斯大林同志”,接着字幕出现“就在第二天,他会见了列宁”;在胜利后的斯莫尔尼宫大会上,斯大林紧紧站在列宁身后,提示观众,斯大林是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列宁遇刺后,斯大林从前线返回莫斯科看望列宁,在病房里,列宁被小女孩的说话声音惊醒,蓦然见到了斯大林“这是谁在我的屋子里大声命令人哪?斯大林!我亲爱的好朋友!”,在斯大林和列宁谈话后,两人并肩站在一起,联合向前线发报,瓦西里率领红军战士奋勇前进……这个画面的象征意味太强烈了,以至于在以后很多年里,观众对斯大林作为列宁接班人的个人历史和高大形象深信不疑。
  
  很多年后才明白,原来斯大林并不像电影中那么完美。在十月革命的过程中,在缔造红军和率领红军取得内战胜利的过程中,斯大林并不是主导角色,充其量是若干高层领袖中的普通一员。他与列宁的关系也不像电影描写得那样亲密,季洛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还有托洛茨基,列宁的其他亲密战友并不是什么叛徒和坏蛋,他们只是斯大林个人的政治对手,斯大林攀登个人权力高峰的障碍物而已。
  
  当历史的真相揭开,我们才发现,当年看得如醉如痴的《列宁在十月》、《宁在1918》,以及后来重映的《保卫察里津》、《难忘的1919》,原来都是为斯大林营造个人形象、拼凑接班合法性、为个人崇拜推波助澜的工具电影。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这两部苏联老片在我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它们只是特殊历史时期的插曲,一个影响深远、让人怀念的插曲。


《列宁在十月》拍摄于1937年,《列宁在1918》拍摄于1939年,正是苏联肃反的高潮时期,也是斯大林个人权力达到高峰的时期。这两部电影的创作者不会想到,30年后,他们的作品居然是中国允许上映的几部电影之一,影响了几亿观众,影响了很多年。70年后,仍有人对这两部电影念念不忘,津津乐道。这两部电影的奇特命运提示我们的电影工作者,当你对自己的才能没有信心,或者对创作环境怨声载道的时候,不要怨天尤人,要好好干活,就算你制作出再不怎么样的作品,都有可能在几十年后影响另一个国家的观众,甚至从精神上塑造他们的人生。
  
  《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的编剧卡普列尔和导演罗姆都是当时极具盛名的菁英艺术家,有意思的是,1943年,39岁的卡普列尔和17岁的斯维特兰娜陷入情网,差点成了斯大林的女婿,只是斯大林对这位为他树碑立传的犹太人并不感冒,为拆散这对情侣,把卡普列尔关了整整10年,直到斯大林去世才恢复自由。
  
对我们这些当年的小孩儿来说,列宁的电影固然好看,不过在时间和空间上距离我们太遥远,不如本土的战争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来得精彩、刺激、热闹,这几部硕果仅存的文革前黑白老片是我们心目中的三大战役,看了很多很多遍,也不能说百看不厌,因为没有选择的余地。

  


  因为看得多,这几部电影的每一句台词都熟得不能再熟,说了上句能接上下句,倒背如流,诸如“高!实在是高”“悄悄的进村,开枪的不要”“不见鬼子不拉弦”之类的经典台词一直流传到了今天。“鬼子进村”那段阴森森的音乐,很多人至今仍琅琅上口。电影中的反面角色――刘江饰演的汤司令、王孝忠饰演的山田中队长、项堃饰演的张军长,如同其他国产片的反面角色一样,比正面角色还要受到我们的青睐,模仿他们的言行举止蔚为风行。


  
  《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为我们的军事游戏提供了无尽素材,在70年代早期度过童年岁月的人,差不多都有同样的游戏经历,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游戏机,没有网吧,连一般的玩具都很少,但那时的游戏生活并不贫乏,以战争电影为模仿对象的军事游戏是小男孩最爱玩的,我在农村那两年,村里的孩子们并不嫌弃我这个看起来和他们没有一样相同的城里人,欣然把我纳入他们的队伍中。我们玩打仗通常在晚饭后,趁着天刚蒙蒙黑,大家集合在一起,分成两活,一伙扮演八路军和游击队,一伙扮演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村里村外,田间地头,池塘沟壑,哪里都可以当作战场,冲啊杀啊,玩得不亦乐乎。
  


  我们的武器也五花八门,高梁杆子当步枪,玉米棒子当手榴弹,硕大的萝卜当地雷,有的孩子攥着个土豆当话筒,扯着嗓门喊
  
  “你们到了哪里?你们到了哪里?”
  “我们已到了摩天岭!我们已到了摩天岭!”
  “赶紧向我们靠拢!赶紧向我们靠拢!”
  “你们要沉着!你们要沉着!”……
  “张军长!张军长!请你看在党国的份上,赶紧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你们再坚持最后五分钟!你们再坚持最后五分钟!”
  “缴枪不杀!”
  “别动!举起手来!”
  
  写到这里,我不禁黯然神伤,回忆那遥远的村庄,遥远的童年生活,让我既感甜蜜又感苦涩。离开那个村庄已经三十八年了,再也没有回去过,不知当年一起玩打仗的伙伴们,如今安在否?农村里结婚生育早,他们或许早就当上爷爷奶奶了吧?


  
  据说在1966至1968年,文革高潮的三年里公开放映的电影只有四部,《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还有一部《平原游击队》(我印象中只看过后来重拍的彩色版,没看过黑白老版),文革前拍摄的革命战争片数以百计,文革中基本上都被打入冷宫,只有这几部独受青睐,估计以江青的挑剔,也挑不出什么这几部的瑕疵,因此从1966年到1971年林彪倒台,这“三战”孤独地陪伴了中国电影观众整整六年,成为那一代观众记忆中永远的经典,与《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一样,拥有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
  
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电影生活中,样板戏是列宁和三战之外的另一主角,早在1968年夏天,文革高潮还未落幕,江青就动脑筋要把她的胜利成果――八个样板戏搬上银幕,为此,她解放了北影厂的谢铁骊、钱江,八一厂的成荫、张冬凉等人,让他们筹拍样板戏。在江青事无巨细的“关照”下,鼓捣了两年多,第一部彩色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于1970年十一在全国上映,之后,《红灯记》、《沙家浜》、《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奇袭白虎团》、《海港》等彩色片陆续上映。


  
  1970年,在精心制作的彩色样板戏电影上映之前,有几部从电视片复制的黑白样板戏电影先行上映,包括《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和《白毛女》,让观众先睹为快,虽说效果差了一点,还是受到观众的欢迎。要知道,样板戏可是文革的“巨大成就”,在电影上映之前,全国老百姓只能从广播里收听,或者观看各地文工团宣传队的演出,到底不如电影里的样板团原汁原味,可以一睹童祥麟、浩亮、刘长瑜、谭元寿、洪雪飞、马长礼、刘庆棠、薛菁华等名伶的演技。
  
  关于样板戏电影,有很多轶闻流传于世,比方说,江青偏爱绿色,严格要求每部样板戏电影都要“出绿”,实在出不了绿怎么办,就在人物的衣服上补一块绿补丁,或在门帘上钉一块绿布,江青甚至建议八一厂的《红灯记》剧组,在李奶奶家里摆上一盆蒜苗,或者白菜,菊花,总之,一定要拍出绿色,创作人员只好千方百计“出绿”,满足江青的古怪嗜好。
  
  样板戏电影也是所谓三突出原则的样板,为按要求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创作人员总结出独到的经验――“敌远我近,敌暗我明,敌小我大(一说“敌侧我正”),敌俯我仰”,也就是“英雄人物近大亮,反面人物远小黑”,把英雄人物无限夸大,把反面人物无限丑化,以突出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可惜,那些被丑化的方面人物反而更受青睐,“智斗”一折风靡天下,“打虎上山”敌不过“防冷涂的蜡”,不管电影怎么“远小黑”,老百姓就是不买帐。
  
  说起样板戏,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总有一种又爱又恨的复杂感觉,好几年的时间,中国的文艺就是八个样板戏,电影、电视、广播,连地方戏的演出都被样板戏笼罩,报纸杂志也由样板戏演员的伟岸照片所控制,走到哪里都能听到“谢谢妈”“我家表叔”的腔调,谁会受得了这种单调的日子?不过,时光流转后,当已步入中老年的那一代人再度听到或看到样板戏,又忍不住心潮起伏,缅怀起生活在样板戏氛围中的青春岁月。时至今日,样板戏已成为一门学问,坊间有不少专门的书籍,在此就不再多说了。


  
  1970 年,为纪念抗美援朝20周年,有关方面特别挑选了四部老电影重映――《奇袭》、《打击侵略者》、《英雄儿女》和《铁道卫士》,我们这些热爱战争片的小男孩特别兴奋,在以后的几年中,反复看了多次。《英雄儿女》自不必说,在文革前的名片中亦有一席之地。我印象深刻的是《铁道卫士》中由叶琳琅饰演的女特务,她手里拿了一本做联络暗号的书――《自由之路》,出现了好几次,当时就很好奇,是不是真有这本书?很多年之后,我考证了一下,发现《铁道卫士》犯了一个小错误。1950年2月,文化工作社出了一本美国左翼作家法斯特的小说《自由之路》,1954年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再版并更换了封面,从封面上看,《铁道卫士》中那一本是1954年的再版本,居然出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显然是剧组工作人员的疏忽了。


  
  那几年看电影,在正片之前会放记录片暖场,通常是《新闻简报》,内容多半是毛主席的外事活动,我们看得很专注,以我们当时的朴素想法,和毛主席生活在一个时代,很光荣。况且毛主席健在,接见外宾时神采奕奕,让我们心里踏实了许多。我现在还记得毛主席接见埃塞俄比亚的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的画面,在20世纪70年代居然看见一位皇帝,感觉非常怪异。这位皇帝,看年纪和主席差不多,很有派头。和主席合影时,两边站了好多位中年非洲女性,当时懂行的人就说,这些都是皇帝陛下的妃子,也就是小老婆。


 1971年9月,林彪事件爆发,震惊全国。林彪事件之后,各方面开始变化,1972年4月,我父母被单位召回参加科研项目,全家告别生活了两年半的乡村返回城里。父母单位有个可容纳千人的礼堂,50年代初以来,单位的职工家属看电影基本上都在那个礼堂,每个周末吃完晚饭,大人孩子就开始向礼堂聚集,三三两两,成行成对,很是壮观。我们在农村那两年,这个礼堂相当寂寞,我们回来后又开始热闹,因为憋了好几年后,老百姓又有新鲜的电影可看了。


  
  林彪事件后,故事片生产开始恢复,1974年春节,长影新拍的《艳阳天》和翻拍的《青松岭》、《战洪图》作为文革时期第一批故事片在全国上映,这以后,每年的故事片产量迅速增长,出现一派繁荣景象。另外,自1972年初开始,朝阿罗越电影的引进也渐次增多。单从电影界的变化来看,林彪事件前和事件后确实很不一样。
  
  各电影厂的主创人员仍是以文革前的老人为主体,老底子还在,因此从技术上讲,文革电影比起十七年电影并没有退步,甚至还略有进步,彩色片占了绝大多数,演员的普通话也纯正多了。骨干演员还是文革前那批老星,一批新人陆续出道――李仁堂、张连文、张国民、王馥荔、宋晓英、吴海燕、洪学敏、李秀明、唐国强、刘晓庆……还有祝新运、刘继忠、蔡明等一干童星也崭露头角。
  
  从内容上讲,文革电影就单调多了,这些作品有几个显著的共同特点1,以三突出为准则,无限突出正面英雄人物,高大全式的人物都很相似,辨识度不高,故事情节也很乏味。2,每部作品都有阶级敌人,战争时期姑且不说,和平时期则有各式各样的阶级敌人搞破坏,地富反坏右,叛徒,内奸,特务,落后分子,走资派,等等,无敌不成戏。3,不论什么时期的人物都没有个人情感,爱情消失了,男女关系很纯洁,即使暧昧一点点也刻意处理成战友之情,连夫妻之间的情感表达都很革命很政治。
  
  我看了这么多年电影,发现不论哪个国家哪个时期的电影,都存在一个“十五一三”定律,就是说,假设年产50部电影,只有约十部值得一看,五部受到好评并留在记忆里,一至三部有可能成为传世的经典。那些电影大师的作品,也基本上遵循这个定律,只是烂片比重小一些而已。从这个角度看,文革故事片在江青一伙的严密控制下,仍有一些让人记得住的作品。以下就简单说说我记得的故事片


  
  1,《艳阳天》
  
  文革前,小说《艳阳天》就很受关注,70年代,浩然受到有关方面的扶持,《艳阳天》多次再版,是当时仅有的几部小说之一,因此被选为文革电影的开山作,长影厂集中资源精雕细刻,还算拍得不错。郭振清、马精武、浦克等老戏骨甘做绿叶,给新人张连文撑场子,张连文原是河北省某地方剧团的演员,因为长影闹小生荒而被找来试试,表现不俗,一夜走红。我好久没看这部片子,现在仅依稀记得一句台词“马立本,你忘本了!”(也许记错了)
  
  2,《青松岭》
  
  《青松岭》捧红了演员李仁堂,戏剧角色钱广和歌曲《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有意思的是钱广这个角色,后来成了投资倒把、农村落后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名词,其实,以我在农村切身的体验,钱广不是一个人,而是农民的绝大多数,钱广们都有勤劳致富的本事和欲望,只是限于环境无从发挥、无可奈何。钱广在合理不犯法的范围内,捣腾点商品,即被指为“投机倒把”,遭到狠狠打击。编导大概意识到内在逻辑的缺陷,于是给钱广加上了逃亡富农的身份,试图增加斗争的合法性,结果却是欲盖弥彰,说服力反而更加不足。
  
  《青松岭》翻拍自1965年出品的黑白片,刚恢复故事片拍摄的时候,江青等人突发奇想,策划翻拍了几部文革前的经典名片,包括《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年青的一代》,每一部都拍得光鲜亮丽,但怎么看都不如原作,吃力不讨好,不值一说。《青松岭》则因为原作不出名,很少有人看过,所以免去了不如原作的责难,反而是这部翻拍的彩色片成为盛名之作。


  
  3 ,《火红的年代》
  
  《火红的年代》是上影厂文革故事片的开山作,讲述钢铁工人在苏联专家撤走之后,自力更生炼出特种钢的故事,拍摄于1973年,1974年春节和长影的《艳阳天》等一起作为第一批新故事片公映。因为上影厂找不到合适的男一号,剧组动脑筋,专门去北影厂,协商借调正在干校劳动的于洋出演主角,于洋本已靠边站,不想上影给他一个天赐良机,他使出浑身解数,演得激情四射,一举翻身,再度成为当红的大明星。如今,这部电影的细节全部忘记,只记得于洋的扮相和神态,用时下的词汇讲,“气场”很强大!后来,于洋又主演了讲述海军制造军舰的故事片《第二个春天》,以及四人帮大片《反击》,1976年10月后,《反击》被彻底批判,于洋因为是演员,演了就演了,也没出什么事。


  
  4,《侦察兵》
  
  对十七年电影的老观众来说,《侦察兵》的出现是一个意外的惊喜,这部电影神似文革前类似题材的老片,一眼可辨认出许多共同的元素黑白片,惊险、悬疑、紧张,情节集中,节奏紧凑,没有多余的人物和场景打岔,也没有多余的废话,加上文革前的红小生王心刚主演,于洋、于蓝、安震江、于绍康等名角助阵,让许多老观众以为老片重现。以当时的电影环境,这部影片的格调着实复古,难怪江青一伙很不欣赏。
  
  今天来看,《侦察兵》水准平平,但上映的时候却相当轰动,我们那个城市有许多大单位,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礼堂放电影,平常排片并不紧张,《侦察兵》上映时却你争我夺,根本排不开,有的单位排在早晨4点放映,观众也心甘情愿地起大早一睹为快。我们好像是上午看的,算是相当幸运,看完之后议论了好几天,有人嫌不过瘾,想方设法到别的单位蹭票再看一场。


  5,《闪闪的红星》
  
  《闪闪的红星》是文革电影的异数,我们当时正在上学的一代人(城里的),几乎都看过,而且看过不只一遍,完全可以说,我们是闪闪红星的一代。这部电影的编、导、演均属上乘,创作人员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偷运了不少私货,整部电影诗意盎然,就算现在观看仍能入戏,仍被打动。电影音乐尤其出色,《红星照我去战斗》和《映山红》流行了几十年,传唱不息,看样子还得继续流行下去。电影中的经典台词“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则超越了时空――胡汉三成为“还乡团”的标志,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时常会起到另类的作用。
  
  《闪闪的红星》让我们的同代人祝新运(潘冬子的饰演者)一夕爆红,征服了老老小小的观众,全国人民都在议论这个可爱的小男孩,预测他前途无可限量,可惜他起点太高,长大后没出来,现在不知干嘛去了。


  
  6,《创业》
  
  《创业》是文革电影中屈指可数的大片,新中国电影人累积了25年的实力全部凝聚在这部电影中,整部电影拍得气势磅礴,震撼人心。除了不可或缺的时代特色,《创业》几乎无懈可击。可惜,四人帮的封杀和编剧的告御状风波闹得太大,反而让人忽略了电影本身的价值。张连文和李仁堂的联袂出演,为《创业》增色不少,这是张连文在《艳阳天》之后得第二部作品,也是他的颠峰之作,这以后好像没演过什么像样的角色,唯一有印象的是电视剧《敌营十八年》,表现很一般。
  
7,《海霞》
  
  与《创业》的大制作和大气的风格相比,《海霞》也就是个诗情画意的小品,两部电影的命运却殊途同归――都遭到文艺当局的剿杀,成为当时电影界内外议论纷纷的事件。想想也奇怪,那些人不都是文艺青年出身吗,怎么一点艺术品味都没有,连艺术都玩不好,还想玩政治?其实管理文艺的方法很简单,放手让艺术家去创作,老百姓自会辨认作品的优劣,管东管西,累不累?
  
  现在回想起来,《海霞》留下的记忆除插曲《渔家姑娘在海边》外,就是小海霞的扮演者蔡明非常出色。电影中有一个场景,解放军战士在小海霞家里排队吃野菜,把小海霞辛辛苦苦煮的野菜一抢而空,蔡明把小海霞困惑的眼神,以及捧着解放军的大米饭不知所措的表情演得很到位,可惜,蔡明后来总演一些神经质的角色,形象也变了,全无少年时的风采。
  
  8,《金光大道》
  
  作为当年极少数受到重点栽培的作家,浩然的作品出一部红一部,就篇幅而言,《金光大道》可与《战争与和平》或《静静的顿河》相比,第一部也确实写得不错,1972年出版后,迅即成为当年的畅销书。长影在拍完《艳阳天》后,原班人马转战《金光大道》,1975年上映上集,1976年上映中集,下集则不知所终。上集放映时,我正在南方某地,亲眼见到电影院前汹涌的人潮,到处是等退票的人群,万人空巷,盛况空前,看得人眼晕。
  
  《金光大道》比《艳阳天》多了一点幽默的元素,不像《艳阳天》那么紧绷绷的,故事和人物都有味儿,故很受欢迎。我还记得导演给人物的大特写镜头特别多,不论主角和配角,特写连连,连眼珠子都能看清楚,堪称一绝。《金光大道》捧红了嫂子王馥荔,不久前看她在《建国大业》中一晃而过,似乎没怎么见老。另外,饰演钱彩风的宋晓英和饰演冯少怀的许忠全也令人印象深刻。男一号张国民表现一般,形象和演技都较弱,论气场远不如张连文。
  
  8,《决裂》
  
  如果不论主题的是非,《决裂》倒是拍得很精彩,留下很多经典场面,让当时的观众看得很过瘾。只是对70年代那一大批老三届和其他求学不得的青年来说,《决裂》宣扬的教育理念无疑是一场噩梦,刺痛了他们的敏感神经。电影中,有一场考试上学的戏,“李向阳”举起一位农家子弟的手“这手上的硬茧,就是资格!”,这样论资格的话,当时千千万万的下乡知识青年,谁的手上没被磨出一手的老茧,他们都能像电影那样,凭老茧上大学?简直是笑话。那个年代,多少优秀青年在底层蹉跎岁月,看着张铁生之流咬牙切齿,满腔的愤怒和郁闷无处发泄,只有过来人才能体会个中滋味。


  
  《决裂》的主创人员菁英云集,连不常露面的郭兰英都掺上一角,与吕文科合唱了主题曲,那首《共大赞歌》,后来听过其他人的演绎,没有谁能唱出郭兰英独特的韵味。“李向阳”郭振清从长影请来出演主角,因为角色所限,表现平平。一贯以反面角色闻名的葛存壮演了一个思想落后但可以改造好的知识分子,“马尾巴的功能”一场戏足以留名电影史,在民间更是“留毒甚广”。据说这场戏是葛老揣摩角色,自己动脑筋设计出来并获得导演的首肯,从中可以看出他潜藏不露的喜剧才华。有人说,葛老最杰出的作品就是葛优,问题是,葛优那么多喜剧角色,哪一个比得上“马尾巴的功能”?我一时还真想不出来。


10,《春苗》
  
  70年代初,上海出了一部话剧《赤脚医生》,市委领导班子一眼看中,策划拍成电影,徐景贤亲自插手剧本创作,剧本改了好几年,改得面目全非,最后,斗争走资派改成了主线。上影派出大导演谢晋挂帅,1975年初拍成,一直压到年底才公映,时机掐得恰恰好,刚好赶上邓小平落难,因此在四人帮倒台后被批判成“阴谋电影”的代表作。如果与当时的其他影片作横向比较,《春苗》的水准相当高,上映后的反映也不错,女一号李秀明一片成名,日后大红大紫的张瑜也在《春苗》中演了一个配角。
  
  在谢晋的相关资料中,文革时期的《春苗》被刻意忽略了,其实大可不必。《春苗》与谢晋的其它作品一样,保持一贯的水准,流畅,完整,冲突激烈,富有激情,很能带动观众的情绪,引起观众的共鸣。如果略去影片的政治因素,倒也不是一点意义都没有。比方说,底层民众看病难的问题,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赤脚医生的专业水准固然不能信任,专业医生的商业水准就能信任?《春苗》把片中那个反动医生取名为“钱济仁”,现在来看,倒是大有意味。
  
  除上述十部影响较大的影片之外,还有下面几部也有一些印象。
  
  《山花》。老导演崔嵬的作品,少见的彩色宽银幕大制作,农业学大寨、与资本主义副业斗争的故事,由文革前的巨星谢芳主演,赵子岳、凌元、项堃、张平等人助阵。谢芳是传说中的偶像,我们对她的毒草名作《青春之歌》、《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向往已久,看到她出演新片,很兴奋。可惜《山花》的故事太乏味,令人昏昏欲睡。
  
  《难忘的战斗》。达式常主演,据说曾让病中的主席激动不已。电影最后的镜头,潜伏最深的特务没有抓出来,仍在拨弄算盘,耐人寻味。
  
  《南海风云》。西沙之战的故事,唐国强出道的作品,30多年了,唐国强从朴实的小生演变成拿腔拿调的老生,机会比一般人多得多,演技是不是进步则见仁见智。
  
  《南海长城》,王心刚主演,当时的王心刚已是中年,身材有点发福,勉强演一个生龙活虎的青年,显然很吃力。《南海长城》也是刘晓庆出道的作品,表现亮眼。


  
  那几年还出了多部青少年题材的影片,《向阳院的故事》、《红雨》、《黄河少年》、《烽火少年》、《阿夏河的秘密》、《小螺号》,品质都很一般,没法和《闪闪的红星》相比。《向阳院的故事》是当时的畅销小说,名气很大,在一些地方甚至有建设向阳院的活动,当时我们对电影寄望很高,但拍出来一看,不伦不类,大失所望。
  
  总的来说,70年代前期的文革故事片受政治的控制太深,艺术家有机会拍片已经不错了,哪还有发挥艺术才华的余地,整体水平之低可想而知。不过也有例外,在严密的控制下,音乐家在电影和音乐的夹缝中找到了一块园地,创作了一批不亚于十七年电影歌曲的优秀作品,如《渔家姑娘在海边》(《海霞》),《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南海风云》),《红星照我战斗》、《映山红》(《闪闪的红星》),《满怀深情望北京》(《创业》),《共大赞歌》(《决裂》),《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青松岭》),《永远不能忘》(《南海长城》)……佳作之多,让人很难想象这是文革时期的音乐。这些歌曲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典,传唱了这么多年,经久不衰,可说是文革电影的一个注脚,让这些四人帮治下的电影也有点让人怀念的东西。
  
  最后说一件我记忆犹新的往事,那一年,校方组织我们看电影《海霞》,演到解放军战士把小海霞的野菜吃光了,然后塞给海霞一碗大米饭,蔡明捧着大米饭泪光闪闪,不知所措。这时候,礼堂里突然想起一个同学的声音“挖!好大的一碗大米饭!这么白啊!”全场哗然。我们那个地方盛产大米,可当时我们每人月定量一斤大米,而且是灰乎乎的陈米。有些经济状况不好的人家还把购买细粮的权利转让,换来一些多一点的粗粮定量,因此很多同学一年也吃不上几次大米饭。我们看了电影才醒悟过来,原来我们出产的大米都去支援前线的海岛女民兵了。
  
《天堂电影院》里的阿尔弗雷多说过一句话经典名片是永远也忘不掉的。文革期间,中国观众看到的外国电影仅来自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越南,这四个电影小国出品的电影在电影史上没什么名气和地位,都不是什么经典名片,但在中国,却结结实实地滋养了中国观众,在史无前例的岁月里,朝阿罗越电影好像荒原上的月牙泉,装点了中国观众的精神生活,让那些年不致太苍白。
  
  1966~1976这十年间引进的朝阿罗越电影,加起来不足百部,每一部的上映都像节日。这些影片有类似的地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越南当时还在战时,看到的越南电影都是战争片。阿尔巴尼亚的战前和战后相对清楚,朝鲜的战争片则分为抗日和抗美,主要是抗美。罗马尼亚在二战时乃是希特勒的盟国,他们在二战中的历史不大清白,战争片自然不多。老实说,这四个国家的电影都不怎么样,但因为中国观众看不到别的外国片,中国电影又更不怎么样,这些友好国家的电影自然也就成了念念不忘的经典名片。
  
  先说阿尔巴尼亚,大概是1969年或1970年,如前文所说,那个时候的中国观众只有列宁和三战,正郁闷得紧,不知领导层怎么就开了恩,阿尔巴尼亚电影允许上映了。先是《海岸风雷》,然后是《宁死不屈》,久旱逢甘露,中国观众的欣喜心情可想而知。当时,这类热门影片是轮不到农村放映队的,想看电影就得坐火车进城。为了看一场久违的外国电影,大批生活在农村的城里人们并不吝惜价格不菲的车费,还有时间和精力。
  
  《海岸风雷》是文革时期的第一部阿尔巴尼亚黑白大片,轰动之极,很多人物和台词现在还记得清楚,电影中那个好吃懒做、无所事事的老大赛尼姆不愿吃家里的咸鱼,说了一句经典台词“打鱼这个倒霉的行当,连根上吊绳子都买不起”,赛尼姆的三个弟弟都是好汉,个个英挺潇洒,还有一个漂亮的女地下工作者也让人难忘。电影的最后,打了胜仗的游击队员们在晨曦中唱着歌远去,男声小合唱,很动听。类似的歌曲,人们都会说起南斯拉夫电影《桥》里的《啊朋友再见》,很少有人记得《海岸风雷》的这首主题曲。


  
  《宁死不屈》是一出让人难受的悲剧,多年后,这部电影给中国观众的记忆就是漂亮的女主人公,她那让当时的中国女性羡慕不已的发型,还有男女主人公弹着吉他合唱的歌曲“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参加游击队,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我们祖国要获得自由解放……”这首歌不胫而走,有人去看了一遍又一遍,就是为了把歌曲的谱子记下来,那两年听不到一首像样的歌曲,这首《赶快上山吧,勇士们》也就显得格外有魅力。男主人公说“我们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热爱美好的一切,我们革命者有自己的歌曲,好像战斗号令弦彻四方”,在那个不让人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的年代,这样的台词很让人动容。


  
  1972年春节,《战斗的早晨》上映,我当时随母亲去南方探亲,表哥表姐们带我去看了这部电影,看得我兴高采烈,喜欢极了。电影中的一群小孩儿,跟我年龄相仿,就像我们平常玩打仗游戏似的,真刀真枪地跟德国鬼子干,幽默的故事情节让人赏心悦目。小演员们的表演都很自然朴实,就是配音的腔调有点古怪,听多了也就习惯了。我还记得电影中一个好玩的场景,两个很长时间没洗澡的德国摩托兵,随便在一个湖边脱了衣服洗澡,结果连枪带衣服都被勇敢机灵的小孩席卷而去。可能是湖水太冷,其中一个胖胖的德国兵,在下水前反复做着热身动作,这厮脱光了,前胸后背一水儿浓密的黑毛,蹦来蹦去,念念有词,动作特别滑稽,每当演到这个场面,电影院里总是哄堂大笑――见过丑化德国兵的,没见过这么丑化的。阿尔巴尼亚战争片中的德国兵,形象都差不多,列队行军很整齐,腰杆挺得很直,冲锋枪端得很正,不苟言笑,打仗很凶。看过《战斗的早晨》才明白,原来强悍的德国兵,脱了衣服都是黑毛。
  
在文革时期上映的阿尔巴尼亚电影中,能让观众多年后回味再三的影片莫过于《第八个是铜像》,因为当时很难看懂,所以格外有吸引力,几成阿尔巴尼亚电影的代名词。从内容看,《第八个是铜像》与其它战争片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讲故事的方式有所不同一行七人护送着游击队英雄伊卜拉辛的铜像行进在返回故乡的山路上,每到休息的时候,人们开始回忆与英雄有关的往事,一段一段地拼贴出英雄的形象……中国观众习惯了按时间顺序平铺直叙的叙事方式,这么一点小小的变化就把人们看懵了。所谓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的说法,大概就是《第八个是铜像》,连名字都莫名其妙。
  
  《第八个是铜像》有不少经典的场景、人物和台词,阿奸头子萨利普罗特巴巴杀羊的场面足够血腥和恐怖;一个老农民,在敌人的枪口前谈笑自若,从容就义“德国人在保护我们哪,萨利普罗特巴巴,你救救我们吧,像你保护我们的房子,孩子,和我们的麦子一那样,萨利普罗特巴巴!……为了我到另一个世界去,能带个好纪念品,请你亲亲我的屁股吧……”;咖啡馆里,医生的儿子目睹了阿奸被处决的场面“勒夫特里,我以人民的名义,判处你死刑!”医生的女儿阿尔玛是一位气质美女,当时,每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都有让中国观众心动的女性,但像阿尔玛这样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有书卷气的美丽女性尚不多见。


  
  除上述几部外,那几年上映的阿尔巴尼亚电影还有《地下游击队》、《伏击战》、《勇敢的人们》、《广阔的地平线》、《战斗的道路》、《创伤》、《脚印》、《绿色的群山》、《山姑娘》、《在平凡的岗位上》、《小贝尼》等。大致上说,阿尔巴尼亚的战争片雷同严重,但条理比较清楚,因为题材关系,矛盾冲突激烈,拍得还算好看。和平时期的影片则较为逊色,叙事混乱,人物性格也不清晰,不知是原创者的水平问题,还是译制人员的剪辑配音问题,看起来不连贯,确实有点莫名其妙。
  
  阿尔巴尼亚自诩为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这个山鹰之国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唯一一个跟苏联翻脸并跟中国友好的国家,国家虽小,对中国的重要性却很大,因此,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吃喝拉撒睡都让中国人民承包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和他们的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也不是白吃白喝,他们偿还给中国人民最需要的东西――电影,一直持续到了1978年两国翻脸,来自阿尔巴尼亚的电影才戛然而止。我至今也没弄清楚,阿尔巴尼亚为嘛不跟我们不友好了,怨恨中美友好?怨恨中国和南斯拉夫恢复关系?还是怨恨中国新领导层的方针路线?总之,1978年之后,阿尔巴尼亚成了唯一一个跟中美苏都作对的孤灯。
  
  相对阿尔巴尼亚电影的略显土气,另一个东欧友好国家罗马尼亚的电影较为现代和大气,技术水准高得多,连胶片的质量都不是一个水平,色彩很漂亮。罗马尼亚电影的题材也更多样化,在屈指可数的几部影片中,有二战惊险片,有少儿惊险片,有历史人物传记片,有现代人物传记片,有当代生活片,数量不多,但给中国观众传递了更多欧洲现代生活的信息,以当时的接受水准来说,每一部罗马尼亚电影都是了不起的大片。


  
  文革期间放映的第一部罗马尼亚电影应该是名气不小的《多瑙河之波》,二战时期一个中间派船长帮助地下党运输军火的故事,就惊险程度来说,这部电影很一般,但有独到的地方,一是船长的情人(老婆?)非常漂亮;二是影片中有船长和情人的亲热镜头,搂搂抱抱,接吻,把中国观众给看傻了,因此而衍生出很多传说,诸如每到敏感镜头,领导高喊闭上眼睛,或者,观众中的纪律部队成员一起低下头不看银幕之类。我认为这些都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严重地诬蔑了中国民众的文明水平,试想,那个年头能制造出那么多人口,还会害怕几个洋人的接吻镜头不成?
  
  由于罗马尼亚在二战时是希特勒的仆从国,一个被苏联红军解放并建立革命政权的敌对国家,因此像《多瑙河之波》以及后来的《最后一颗子弹》、《复仇》、《橡树,十万火急》之类的二战片,看起来不自在,即便远比阿尔巴尼亚同类题材电影拍得精致,也总给人怪怪的感觉,缺乏阿尔巴尼亚电影那种“打倒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的自豪感。


70年代中期,正是我们这个年纪的少年沉迷惊险、反特小说的时候,罗马尼亚的少儿惊险片《巴布什卡历险记》和《多瑙河三角洲的警报》适时地出现,给了我们极大的满足。这两部电影堪称姐妹片,内容差不多,都是几个勇敢的少年智斗走私犯罪集团的故事,两部影片都拍得紧张刺激,精彩纷呈,让人忍不住大叫过瘾。我还记得当时的观感,第一,多瑙河三角洲的地形真叫复杂,阴森森的,是个玩打仗游戏的好地方。第二,罗马尼亚的犯罪分子太厉害了,居然成群结伙,还有枪支弹药,让生活z在太平世界的我们无法想象。第三,犯罪分子走私了一箱子手表,总有1000块,当时的进口手表的价格大概在100元左右,一箱手表至少价值10万,天文数字,怪不得要铤而走险。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认为,《巴布什卡历险记》和《多瑙河三角洲的警报》是少儿惊险片的典范,至少在当时,是我们心目中最了不起的电影。
  
  两部古代人物传记片《斯特凡大公》和《勇敢的米哈依》让我们见识了什么叫史诗大片,两部电影都拍得凝重、冗长、复杂,看得我们晕乎乎的,加上我们对罗马尼亚的历史和历史人物一点都不了解,多少有点不耐烦。在耐住性子看完之后,总算了解到罗马尼亚也是有历史的,历史上也有英雄人物的,不过也就仅此而已,看完电影也就算了,很少有人去继续深入研究罗马尼亚的过去。两部影片的战争场面都拍得很壮观,短兵相接,尸横遍地,斯特凡大公和勇敢的米哈依算是君主吧,他们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不像中国历史上的皇帝都是躲在后面,很少御驾亲征。
  
  有两部具有现代生活色彩的罗马尼亚影片让当时的中国观众难以忘怀一是《爆炸》,这是一部很少见的灾难片,拍得惊心动魄,从头紧张到尾,看得人屏气凝神,手心出汗,有一种莫名的快感。看了这么多年好莱坞宏伟的灾难片,再看《爆炸》当然是小儿科,不过在当时看《爆炸》可是顶极的视觉和心理享受,魅力十足。
  
  二是《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这部电影有政治,有宗教冲突,有爱情,有音乐,有种种当年意识不到的小资符号,比我们年长几岁的青年人看得如醉如痴,特别是音乐,在那个远离古典音乐的年代,电影中贯串始终的小提琴曲美如天籁,动人心弦。有些青年观众一场接一场地看这部电影,就是为了一遍又一遍听电影里面的音乐。多年后,当我喜欢上布鲁卡纳的作品,才了解到,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原来是布鲁克纳的学生,这位英年早逝的罗马尼亚音乐家没有多少作品传世,电影中反复出现的《叙事曲》可能是他最有影响的作品,随着电影风靡中国,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记得那哀婉动人的旋律。
  
  1976年之后,中国与罗马尼亚的关系没有变化,罗马尼亚的电影虽然不再是译制片的主流,仍在持续引进,一直到1989年,齐奥塞斯库政权倒台,从来没断过。《沸腾的生活》、《复仇》、《橡树,十万火急》以及《神秘的黄玫瑰》系列,这些电影仍然拥有忠实的中国观众。
  
  当年我们在在电影中看到的罗马尼亚是个很现代的国家,民众有教养有文化,生活过得有精神,领袖也文质彬彬,不大张扬。罗马尼亚是身为华约成员,却顶住压力与中国友好,特别得到中国民众的好感,也就更让人对齐奥塞斯库的凄惨下场百感交集。
 如果说从电影看到的罗马尼亚电影让我们羡慕,从电影中看到的朝鲜则让我们不是滋味。朝鲜电影是文革时期译制片的主要来源,出于地缘和两国历史上的特殊关系,我和周围的朋友们对朝鲜的一切都有兴趣,对记忆中的朝鲜电影、电影中的朝鲜和40年来两国的变迁有特别多的感触。
  
  这40年来的朝鲜电影朝鲜人民亲爱的领导者金正日将军的关怀和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几年前,我偶然看到了金将军撰写的著作《电影艺术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这是一本厚厚的专著,正文333页,23万8千字,分为“生活与文学”、“电影和导演”、“性格和演员”、“影像和摄影”、“画面和美术”、“场面和音乐”、“艺术和创作”、“创作与领导”八个章节,每一章开头都摘引一段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关于电影和文艺工作的指示,详尽地阐述了将军的电影理念,涉及到了电影工作的每个方面,文字晓畅,深入浅出,显示了金将军全方位的艺术才华。
  
  尽管我不大习惯金将军的叙述风格和观点,但不能不承认,作为一位担负国家大任的政治人物能如此关心电影并写出如此够分量的电影专著,举世罕见。正如这本书的译者所说,这本书是金将军长期深入电影实践的产物。1964年,也就是金将军22岁那年,朝鲜党中央把领导电影工作的重担交给了他,在金将军的直接领导下,朝鲜电影工作者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包括金将军亲自参与创作的《卖花姑娘》和《血海》,这些电影在中国也深受欢迎,只是当时没听说过金将军的名字,不知道这些电影的背后还有这样一位神秘的人物。


  
  《卖花姑娘》原是一出经典歌剧,据说是金日成在1930年十八岁时创作的,70年代在金将军的指导下改编成了电影,在中国上映时引起轰动,好久没看过这么悲的悲剧,中国电影院里哭声连连,以至于看过的人要交代没看过的人一定要带上手绢。《卖花姑娘》成为朝鲜电影的代表作,花妮一家的悲惨命运打动了无数人,影片开始时出现的主题歌也征服了中国观众“卖花来哟,卖花来哟,花儿好,红又香,色彩鲜艳味芬芳,卖了钱去买药来救亲娘……”,旋律简单又动听,很快就流行起来,至今仍是朝鲜歌曲的象征。
  
  《血海》据说也是金日成的原创作品,朝鲜五大革命歌剧之首(其他四部为《卖花姑娘》、《党的好女儿》、《金刚山姑娘》和《密林啊,说吧》),无论是歌剧的上演还是改编成电影,都是在金正日将军的指导下完成的,据金将军的传记记载,在电影拍摄过程中,“金将军经常到摄影场去对导演、演员的表演技巧、形象化、摄影等予以具体的指导,在很高的水平上完成影片的每一个镜头。当拍摄日本鬼子兵讨伐场面时,他亲临现场,冒着原木房燃烧的浓烟予以指导”。《血海》的篇幅特别长,上下集各两个小时,加起来有四个小时,看起来很累,不大容易入戏。只记得电影里有很多各种风格的歌曲,配乐也很出色,显示了音乐工作者的高水平。同样是描写日据时期苦难生活的影片,《血海》不像《卖花姑娘》那样煽情,在中国的知名度和影响都要小一些。
    
  70年代还有一部描写日据时期的电影《永生的战士》,讲述一位抗日游击队战士不幸落入敌人魔爪,他在日伪分子的严刑拷打下坚强不屈,为了防止自己不小心泄露机密,把自己的舌头咬断了,最后英勇就义,影片拍得很压抑、沉重,看得人难受。
  
  从《卖花姑娘》、《血海》、《永生的战士》以及这些年接触到的影像资料来看,日据时期的朝鲜底层民众真的很苦,生存环境之落后令人难以想象,绝对是真正的暗无天日,一直持续到二战胜利后才开始改善。南北朝鲜分裂后,双方就谁的社会制度更合理,谁的人民生活更好争论了几十年,至今没有定论,这就让双方互相丑化的电影更有意思。


 在70年代前期的朝鲜影片中,《金姬和银姬的命运》以独特的创意和独到的宣传技巧在中国观众的记忆中拥有一个前排位置,其实,所谓创意也没什么新奇,重点在宣传一对孪生姊妹花分隔两地,姐姐金姬在北方,生活很幸福,长大后加入演艺圈,春风得意;妹妹银姬在南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从小到大吃苦受罪,如“卖花姑娘”一般凄惨。影片的场景从北方到南方,再从南方到北方,频繁地换来换去――北方总是阳光明媚,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快乐满足的笑容,对南方同胞的悲惨生活充满同情。南方总是阴雨绵绵,人们愁眉苦脸,忍受着地主的压迫,传说着北方没有小偷乞丐的神奇,总想着逃到北方去……如此刻意地营造出对比效果,带给观众强烈的心理冲击。有意思的是,仅仅是金姬的幸福还不够,编导还刻意安排银姬的养父和哥哥逃到北方,也过上了好日子,由此来加强银姬的对照组,映衬银姬的不幸和南方的黑暗。
  
  这几年有机会看到一些韩国老电影,从中可以观察到,五六十年代的南朝鲜社会与《金姬和银姬的命运》所描绘的相差不远,现在韩国人稍微阔了一点,他们看北方人的脸色跟电影里的地主看银姬的脸色差不多,都把北方人看作不值钱的贱货。他们的电影涉及到北方的时候,一定极尽刻毒,完全忘记自己当年是如何穷困潦倒了,他们镜头中的北方社会是《金姬和银姬的命运》里的南方望尘莫及的。一个民族的兄弟,何必这样互相地什么眼睛看人低?
  
  朝鲜半岛的现实就是这样无情,什么同一个民族,嘴上说说而已,谁也没把对方当人看,打仗的时候肯定往死里打,不打仗的时候,间谍特务你来我往更是司空见惯。当年的两部朝鲜反特片《看不见的战线》和《原形毕露》因为国产反特片的稀缺而倍受欢迎,特别是《看不见的战线》,是我唯一看过很多遍的朝鲜电影,跟其他喜欢这部电影的同好一样,不会忘记电影里的经典对话――“您要点什么?”“给我来点热乎的。”……“您拿的什么书?”“歌曲集。”“是什么歌曲?”“阿里拉。”……“你叫裴明奎。”“先生,你是认错人了吧?”“把枪拿出来!”“这真是天大的误会,木匠要枪做什么,枪是你们使用的家伙。”……还有那位特务医生说台词“没见输赢就不能下赌场”,这些年看到那些在名利场上厮杀的名人们,或是飞黄腾达,或是身败名裂,总会想起这句经典台词。


  
  回头想一下,《看不见的战线》的情节设计并不严谨,惊险度不够,人物也是脸谱化的,水准类似于国产反特电影《铁道卫士》,只是当时除了《铁道卫士》,没有别的反特片可看,《看不见的战线》受欢迎也就是聊胜于无。记得那时候看了几遍之后,人物、故事和对话都熟透了,我们开始关注一些朝鲜人民衣食住行的细节,比方说,特务邻居家的女婿(安全部人员假扮的)从外地来做客,邻居大妈杀鱼款待客人,好大的一条鱼啊!我们看那条鱼眼红得要命,要知道我们买鱼要鱼票,那么大一条活鱼似乎从没见过,朝鲜的一般老百姓随随便便就可以当家常便饭,可真幸福。
  
  抗美时期的战争片有两部,《一个护士的故事》和《火车司机的儿子》,《火车司机的儿子》应该是1976年上映的,我已经记不得看过没有。印象很深的是《一个护士的故事》,朝鲜军队高歌南下,眼看就要把美伪军赶到海里了,一个人民军护士护送五个伤员回后方,不想中途遇到仁川登陆的美军,那个护士在大后方看见大批全副武装的美国兵,错愕恐慌的眼神令人难忘。朝鲜的电影工作者敢于正视人民军历史上最难堪惨重的失败,这种勇气还是让人佩服的。


  
  
  反映朝鲜现代生活的电影数量较多,《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轧钢工人》、《劳动家庭》、《三妯娌》、《空中舞台》……这些现实题材的影片与我们的国产片有明显的区别不突出阶级斗争,也没有走资派,戏剧冲突顶多是争取保守、官僚的领导同志和思想落后的群众,连人民内部矛盾都谈不上。这些影片虽有八股成分,但格调轻松,看起来不累。印象较深的是《摘苹果的时候》,影片中看到的朝鲜农民生活富足,住房条件很好,环境整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和睦,与我见识过的中国农村差别很大。


  
 70年代前期的朝鲜电影之所以拥有众多的中国观众,电影歌曲的深入人心亦是重要原因,《卖花姑娘》、《血海》、《摘苹果的时候》、《一个护士的故事》、《金姬和银姬的命运》、《鲜花盛开的村庄》……几乎每一部朝鲜电影都有旋律优美抒情的歌曲,让音乐生活极不正常的国人如获至宝,当电影院里响起音乐时,很多观众都是闭着眼睛,难得地沉浸在美妙的歌声中。问问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出生的那一代人,谁不会哼哼几句朝鲜电影歌曲?临近毕业的中学生热衷于把朝鲜歌曲密密麻麻地抄在笔记本上,带着笔记本插队落户;还有的人省吃俭用,到外文书店购买昂贵的朝鲜原版唱片。在那个斗争的年代,不准传唱抒发个人感情的所谓黄歌,略带悲伤味道的朝鲜粉红色歌曲几乎是唯一的音乐资源,当然会成为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从朝鲜电影里,观众看到了朝鲜人民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和谐的人际环境,充满现代感的城市,丰衣足食的日常生活……这是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朝鲜人,靠我们的鲜血救回一命的朝鲜人,抗战时期让国人切齿痛恨的朝鲜人(东北沦陷后,很多朝鲜人为日本鬼子充当打手,极其凶恶,蔑称为“二鬼子”),他们凭什么过得比我们好?当年我们的愿望很简单,像朝鲜人民那样幸福地生活,时不时地有鱼吃就可以了。如今,30年风水轮流转,再去丹东眺望一下鸭绿江两岸......造化弄人,不说也罢。
  
  在朝阿罗越四国电影中,对越南电影的印象一直不好,粗糙,生硬,单调,不合胃口,直到看了陈英雄的作品,对越南电影的印象才有所改观。当年引进越南的电影数量并不多,去年有网友发布越南经典电影,下载后浏览了一下,似乎看过《回故乡之路》和《琛姑娘的森林》。越南电影的特色就是打仗,还有女兵很漂亮。我还记得一部忘记名字的电影,描写一群少年游击队员打美国鬼子的故事,孩子们在森林里行军,一根又一根地吃香蕉,把我们眼馋得直流口水,我们已经好多年没见过香蕉了。没想到不久以后,市场上充斥来自厄瓜多尔、巴拿马的香蕉,便宜又好吃,这才让人淡忘电影里的越南香蕉。
  
  另一个留在当时观众记忆里的外国电影就是所谓内部放映的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片――《山本五十六》、《军阀》、《啊,海军》(有人说还有一部《日本海大海战》),这几部电影好像是1972或1973年在个别单位放映的,父母单位的级别不够,轮不到我们,因此只是听说而已。这些电影据说是为了配合运动,才在小范围内供圈内人参考,有不少圈外人也通过各种途径看到了,让我们这些看不到的人心痒痒,想了好多年,一直到80年代中期才陆续看到。dvd时代开始后,又看了一些日本右翼战争片,对日本这个国家和中日关系的未来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那个时候看不到日本的内参片,美国的记录片倒是看过,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我们也有机会看到美国的记录片,大部分是关于科技进展的报道,电影的尺寸很小,看起来不大习惯。记得在一部电影上看到一个画面,美国的大街上,挤满了五颜六色的小汽车,马路很宽车很多,那阵势看得我们咋舌不已,当时我们的马路如同今天的朝鲜一样空空荡荡,什么时候才有这么多汽车,才能赶上美国呢?也就十几二十几年后,我们被堵在汽车长龙里动弹不得时,不由得郁闷地发着牢骚哪来这么多汽车,也没个人管管!全然忘记了我们在70年代的向往。如今,中国的汽车年产量已超过美国,有没有人想过,我们的子孙后代将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
  
  70年代曾公开上映过两部香港记录片――《万紫千红》和《杂技英豪》,一时街谈巷议,风靡全国。记得《万紫千红》说的是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开幕式的盛况和运动员的参观访问,《杂技英豪》则是广州某杂技团的赴港演出实况。这两部香港出品的记录片拍得花团锦簇,充满诗情画意,摄影、剪辑、音乐、解说等等都与内地硬邦邦的记录片明显不同,让观众大开眼界,也大为享受。《杂技英豪》的解说员风度翩翩,和声细语,与我们习惯的解说模式形成强烈反差,让观众非常受用。当时大家都很疑惑,同样的题材,为什么我们的记录片拍不出这种味道?


  70年代初,我在一位同学家里看到一本文革前的电影杂志合订本,里面有一幅《英雄虎胆》剧照――风情万种的女特务阿兰,惊为天人,从此成为王晓棠的影迷,没看过任何一部王晓棠电影的影迷。说起来真是可怜,我们明明知道文革前拍了数百部电影,可就是看不到,只有从寥寥几部――《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奇袭》、《打击侵略者》、《铁道卫士》、《英雄儿女》中想象十七年电影的精彩,那些传说中的电影――《英雄虎胆》、《羊城暗哨》、《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李双双》、《大李老李和小李》、《女篮五号》……还有好多不知道名字的译制片,整个一座电影宝库,对我们的诱惑实在难以诉说。
  
  那个时候,我们同学间流传着一份文革期间的油印资料,内容是江青在一个电影座谈会上的讲话,她在讲话中信口点评了几十部电影,每一部都能挑出毛病来,反正统统都是毒草。这份资料成了我们了解十七年电影的路线图,江青骂得越凶的电影就意味着越好看,我们也就越想看,对那些著名的毒草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早春二月》、《北国江南》、《逆风千里》,越来越有兴趣,可在那个年代,我们都以为这些电影会永远封存,再也看不到了。


  
  好日子居然很快就到了,套句俗话说,1976年10月的一声惊雷给我们送来了好电影,应该是从1977年元旦开始,渴盼已久的十七年老电影开始解冻上映,第一批有《洪湖赤卫队》、《万水千山》、《天山的红花》和《秘密图纸》,之后一年,我们那个礼堂很忙碌,以前一周放一次电影还总是旧片,1977那一年几乎天天有电影,国产老电影之外还有文革前的译制片,老百姓这个乐啊,就冲这些久违的电影,也得感谢华主席感谢党中央。可惜,那一年我已在中学读书,学习开始紧张,没时间看全这些电影,只是从江青那个名单里挑些感兴趣的一睹为快。
  
  前些时候为写这个帖子,我找了一份中国电影史资料,在十七年电影名单里一部一部回忆确认,最后统计了一下,我在1976年之后,大概看了60~70部文革前出品的国产老电影,以及10部左右文革前的译制片,数量不算多,除了个别几部名作没看过(如《《清宫秘史》、《武训传》、《北国江南》、《逆风千里》),国产片的经典作品差不多看全了,为方便叙述,以下就按影片类型简略回顾一下。


 1,传记片
  
  《聂耳》、《李时珍》、《林则徐》,这三部是赵丹的代表作,也是赵丹艺术生涯的颠峰之作,三部之中以林则徐演得最有气派,举手投足皆有戏,尽显大师风范。
  
  《董存瑞》,整部电影拍得流畅、完整,一气呵成,部队生活和战争氛围都很真实,年轻的张良表现亮眼。影片里有些细节颇有意思,比如说,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并不像后期那样不经打,而是相当地勇猛,冲锋的时候嗷嗷地叫唤,并不容易对付,这与我们在后来的国产战争片中得到的一贯印象不大一样,影片对这一幕由很生动的表现。《董存瑞》的幽默感也很少见,部队官兵说着带方言口音的普通话,时不时说出民间俗语,比如“公母俩”(夫妻俩),形象又生动。
  
  《白求恩大夫》,白求恩由美国友人谭宁邦饰演,他以前在《林则徐》、《停战之后》等影片中客串过小配角,戏份不多,在《白求恩大夫》中终于做主角,给他配戏的英若诚、田华、杨在葆、仲星火、村里都是大明星,谭宁邦一点不怯场,把白求恩演得光芒四射,水准有如专业演员。
  
  《雷锋》,现代和当代人物不好拍,英雄人物更难拍好,《白求恩大夫》还算过得去,《雷锋》明显是为了配合向雷锋学习的运动而匆匆赶制出来的,线索凌乱,人物苍白,令人失望。
  
  传记片向来是好莱坞重视的类型,奥斯卡最佳电影的名单里屡屡见到古今著名人物的名字,甚至包括中国的末代皇帝,中国历史上值得拍成电影的杰出人物很多,理应成为中国电影的主要题材,可惜,中国的传记片很少,水准也没法和好莱坞传记片相比。


2,历史片
  
  《甲午风云》,中国历史片的翘楚,如果列出十七年电影排行榜,《甲午风云》理应在10佳里占据一个位置。这部电影也可以看作是邓世昌的传记片,李默然因此片一举成名,“我大清帝国……”,英雄气概,震撼人心,不愧为帝国栋梁,可帝国的主人们并不稀罕这些栋梁。甲午惨败的遗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看看台湾那些鲜廉寡耻的绿色人物就知道什么叫一朝误国百年恨。
  
  《桃花扇》,中规中矩,编导者大概无从体会明末那些士林人物和青楼进步女子的心境,没有拍出他们面对天下倾覆的极度悲怆感。明清交替是史上少见的大题材,如用心拍肯定能拍出杰作,《桃花扇》已经提供了绝佳的母本,期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能重拍《桃花扇》,演绎出顾炎武所谓“亡天下”的痛楚。
  
  3,革命历史片
  
  反映我党我军的艰苦奋斗历程是十七年电影的主要题材,因作品很多,暂且分为革命历史片和革命战争片两类。
  
  《大浪淘沙》,文革前夕才摄制完成,貌似没来得及上映就赶上文革了,所以没听说过有这样一部电影,拍得大气磅礴,有史诗的格调,看后颇感激动。影片把大革命时期的氛围渲染得很到位,结拜的四兄弟,两个革命者,一个跑跑者,一个反革命者,符合比例原则,划分得恰到好处。于洋饰演革命者靳恭绶(记得这个名字,是因为当时觉得这个名字太怪了),还是那样强大的气场,珠影的二线演员们完全无法抗衡。
  
  《风暴》,二七大罢工的故事,金山自导自演,饰演大律师施洋,让观众见识了什么才叫真正的大明星,那气场才叫强悍,晚辈于洋也不免相形见绌。我记得只看过这一部金山的电影,这位传奇大明星没有留下更多的电影作品,相当遗憾。


  
  《永不消逝的电波》,孙道临的代表作,把一个坚贞的地下工作者演活了。孙道临善演知识分子背景的角色,不用多余的语调、表情和肢体动作就能表现出角色的精神气质,这种表演难度更大,孙道临胜任有余,与同时期的其他名演员有明显的区隔。
  
  《红色娘子军》、《柳堡的故事》,这两部电影捧红了祝希娟和陶玉玲。祝希娟只凭《红色娘子军》这一部作品即登上了“22大明星”宝座,甩下了许多成就非凡的老演员,堪称奇迹。在祝希娟面前,王心刚不出彩,陈强仅勉强扎住阵脚,一个刚出道的新人有如此成就,确实让人刮目相看。不过在我看来,陶玉玲更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观,《柳堡的故事》留在观众记忆里的除了歌曲《九九艳阳天》,还有陶玉玲的笑容。


  
  《青春之歌》、《红旗谱》、《暴风骤雨》、《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中永生》、《林海雪原》,这几部电影都是由当红的长篇小说改编的,一般而言,改编小说比较容易操作,但成功系数很低,观众总会拿电影和原著比较,挑三拣四,很难讨好。这几部电影也不例外,与原著相比并不出彩,全靠一班明星演员支撑――《青春之歌》里的谢芳、于洋、于是之、秦怡、赵子岳、葛存壮,《红旗谱》里的崔嵬、赵联、葛存壮、安震江、赵子岳,《暴风骤雨》里的于洋、高保成、赵子岳、安震江、葛存壮,《烈火中永生》里的赵丹、于蓝、项堃,《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王晓棠、王心刚、王润身,《林海雪原》里的张勇手、王润身,几乎是同一班人,这些明星的出色发挥才让这几部改编电影在观众记忆中有一席之地。在这几部中,我比较喜欢《红旗谱》和《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里的几个反派演绝了,《野火春风斗古城》则让我想起《金姬和银姬的命运》,论气质,他们的金姬银姬可比王晓棠的金环银环差得太远了。


4,革命战争片
  
  我军从南昌起义到上甘岭的战斗史和胜利史是电影取之不尽的题材,文革前推出的革命战争片总有几十部之多,这些影片是新中国前30年几代青少年的最爱,满足了他们的战争梦想,培养了他们的战略战术素养和游击队精神,后30年的少壮派军人几乎都是在战争片的潜移默化中成长起来的,今日商场人士的纵横捭阖也时见银幕上“狡猾共军”的影子。
  
  在我后来补看的文革前战争片中,下面几部印象较深
  
  红军时期的《万水千山》、《金沙江畔》,《万岁千山》原是知名话剧,描写红军长征的正剧,影响很大,改编电影后由总政话剧团原班人马出演,主演是民国时期鼎鼎大名的明星蓝马,解放后,蓝马加入解放军,致力于话剧工作,很少在银幕上露面,在《万水千山》中可以一窥这位巨星的风采。《金沙江畔》的剧本很好,故事和人物安排得有创意,情节紧凑,演员也不错,我现在还记得曹雷饰演的珠玛见到红军时的凌厉眼神。
  
  抗战时期的《狼牙山五壮士》、《平原游击队》、《三进山城》、《东进序曲》,以《平原游击队》最佳,简直成了游击战的教科书,经典台词也数不胜数,方化的精彩表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他几部平平,我在70年代前期就久仰《三进山城》的大名,看完觉得名不副实,远不如《平原游击队》精彩。《东进序曲》是彩色片,很有气势,几个反角表现不俗。


  
  解放战争时期的《渡江侦察记》、《智取华山》、《战上海》、《兵临城下》、《停战以后》、《英雄虎胆》,解放战争时期的影片还是《南征北战》最佳,《渡江侦察记》次之,《英雄虎胆》最为特别。陈述在《渡江侦察记》中的情报处长是他演艺生涯最经典的人物,王晓棠的阿兰演出了银幕上极其少见的女人味,而且是女特务的女人味,魅力难以阻挡。在那个年代居然有这样另类的形象出现,有点不可思议。《英雄虎胆》里有不少资产阶级反动派腐朽生活的段落,让人很感兴趣,而于洋和王晓棠飙戏,我认为,王晓棠完胜。


  
  抗美援朝时期的《上甘岭》,因为出了不朽歌曲《我的祖国》而大名鼎鼎,看后感觉不如《英雄儿女》精致,令人回味的余地不多。1970年纪念抗美援朝20周年的时候,复映的电影中独缺《上甘岭》,或许是因为打上甘岭的15军属于二野刘邓部队?
  
  5,旧社会剧情片
  
  《祝福》、《林家铺子》、《龙须沟》,这三部都很出色,比红色经典改编的那几部要好得多,一是鲁迅、茅盾、老舍的原著足够杰出;二是原著的篇幅都不长,容量也不大,编导演都有发挥的空间;三是担纲演出的白杨、谢添、于是之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演绎旧社会的人物驾轻就熟,本人的功力又高,当然会为影片增色,比较而言,在红色经典小说改编片中担纲的几位年轻演员要逊色许多。
  
  《舞台姐妹》、《早春二月》,这两部谢芳主演的著名毒草如雷贯耳,比较而言,谢芳在文革前的三部名作中的表现,以《舞台姐妹》为佳,在谢晋的指导下基本站住了,《青春之歌》和《早春二月》逊色一些,《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名气太大,演员的压力自然大,观众心目中都有一个林道静的形象,谢芳的形象和表演很难让所有人都满意。《早春二月》则是感觉不对,20年代小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外在举止一定要过来人方能把握,新时代成长起来的谢芳稍感吃力。


《乌鸦与麻雀》、《七十二家房客》、《抓壮丁》,这三部喜剧片都是不折不扣的杰作,尤其是《乌鸦与麻雀》,杰作中的杰作,无与伦比。《乌鸦与麻雀》的编剧陈白尘,导演郑君里,主演赵丹、孙道临、上官云珠、吴茵、黄宗英、李天际、魏鹤龄,都是一时之选,民国电影界的顶极菁英最后玩了一把,合力在新旧时代交替的时候制作了一部划时代的电影,人物、场景、对白都精雕细刻,达到了最佳戏剧效果。这几位超级大腕配合默契,每个人都有精彩演出,小广播发梦轧金子一场戏堪称赵丹生涯最经典的片断。如果把《乌鸦与麻雀》列入新中国电影史,排行榜第一名非它莫属。
  
  《七十二家房客》原是一出热闹的上海滑稽戏,剧情与《乌鸦与麻雀》相似,在上海影响极大。1963年,珠影把它搬上银幕(居然是珠影,而不是上影,奇怪的紧),并把故事发生地搬到广州,对白用普通话,这出戏本可以拍成一部更有地方特色的方言喜剧,上海话也好,广东话也好,都可为影片增色,用普通话反而不伦不类。好在原著剧本非常厚实,导演用心,一班不出名的演员卖力演出,硬是用普通话把一出上海戏演成了具有南国风味的广东戏。其中两位粤剧名伶的表演精彩绝伦――文觉非饰演的炳根,谭玉真饰演的八姑,风生水起,活灵活现,他们两位以及片中其他岭南演员们的表现告诉影坛的那些主流明星,别太得意,高人就在身后,多的是。


  
  在十七年出品的喜剧电影中,《抓壮丁》在观众中享有盛誉,当年我问过好几位比我年长的影迷,喜欢哪些文革前的电影,《抓壮丁》是提及率最高的,后来一看果然名不虚传,把我这个熟悉四川话的川人后裔看得乐不可支,或者说听得乐不可支。《抓壮丁》的剧本从延安时期就开始打磨,拍电影的时候已臻于完美,加上地道的四川方言,把四川人的幽默性格和四川话的诙谐趣味展现得淋漓尽致,虽说个别演员的表情略显夸张,但因为是讽刺喜剧,倒也无伤大雅。饰演王保长的陈戈塑造了一个经典角色,与《南征北战》中的首长相映成趣,绝对可以载入电影史册。
  
  6,新社会剧情片
  
  描写新社会人民幸福生活的剧情片是文革前电影的主力部队,除了悲剧外,涉及了各种片型,各行各业,各式各样的人物,其中以农村题材和青年题材较为出色,出了不少著名影片。
  
  《天山的红花》,第一批解禁的文革前电影,看电影时的兴奋心情至今记忆犹新。这部电影的开头很别致,壮观的草原风光,女主角阿依古丽的大特写镜头,用鲜花选举队长以及选后群众欢呼的场面都让人耳目一新,可惜,剧情很快进入熟悉的阶级斗争轨道,未免让人扫兴。
  
  《李双双》,张瑞芳的独角戏,在张瑞芳的演艺生涯中,如此光彩照人、戏份集中的人物很少见,其他合作的演员,包括仲星火在内,都在张瑞芳的光芒下黯然失色。《李双双》的原著小说是歌颂公社大食堂的,作者李准把电影改成以记工分为主线,关于记工分,我在农村的时候,亲眼看见乡亲们是怎样出工不出力,无精打采懒洋洋,侍侯自留地则是完全不同的劳动状态,与《李双双》里的农村景象完全不同。


  
  《五朵金花》,知名度极大,主要是冒出一位大明星,来自云南的歌舞演员杨丽坤饰演副社长金花一举成名,征服了观众,成为女神似的人物。杨丽坤后来又主演了歌舞片《阿诗玛》,一生虽然只演了两部电影,在观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却不可动摇。《五朵金花》的剧情有点瞎扯,不过把云南风光拍得很美,雷振邦的音乐也很出色。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这是我懂事看电影以来,第一部真正打动我的电影,给我留下非常美好的回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第一集摄制于1959年,续集摄制于1964年,文革前的观众为看续集等了五年,而我们在一个晚上就看全了,两集一气呵成,过瘾之极。那一晚的情景还记得很清楚,看完已近午夜,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一群人不再像以前看完别的电影那样高谈阔论,没有人说话,好像都沉在电影的意境里缓不过神来,寒夜里只听到沙沙的脚步声。
  
  这样一部歌颂人民公社并有粉饰现实之嫌的电影何以有如此魅力?我想主要的原因就是影片集中描写了爱情,而且是罕见的多角恋爱故事,我们已经习惯了文革电影里的单身英雄,从未见过如此集中地描写爱情生活而又描写得如此美好的爱情电影,对于情窦初开的我们有着难言的诱惑。李亚林、金迪等一班当时还不大出名的演员,表演朴实无华,把农村青年建设家乡和追求个人幸福的激情表现得很有感染力。特别是金迪扮演的孔淑贞,英姿飒爽而又不失女人味,特别得到我们的推崇。
  
  记得那天看《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当续集进行到中间部分,孔淑贞去外村修理电线,突然响起了歌声“人说山西好地方……”,听完第一句,立刻辨认出那是郭兰英的声音,歌声美得令人陶醉,听完全曲,舒畅之极。不久,又看到了《上甘岭》,终于听到了郭兰英唱的《我的祖国》,那种幸福感难以言说。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不只是征服了后文革的我们,而是早就征服了前文革的他们,文革前上映时就引起巨大的轰动,李亚林和金迪仅凭此片即入围“22大明星”,可见受欢迎的程度。至于《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把农村生活描绘得那么美好富足,把后来的人民公社描绘得那么朝气蓬勃,是不是符合当年农村的现实?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无从推断,不过据我在70年代初对人民公社和农村青年的近距离观察,真正的农村并不是那么诗情画意,似乎跟电影是两回事。
  
  多年后,我在翻阅苏联小说《金星英雄》时,突然醒悟到,《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很像是《金星英雄》的中国版,甚至还可辨认出《勇敢》、《收获》、《幸福》等苏联名著的诗意情调。在那个苏联文化深入中国精神腹地的年代(苏联译制片的数量甚至高过国产片),中国的文艺作品受到苏联的影响很正常,没什么丢人的。
  
  《锦上添花》、《今天我休息》、《大李老李和小李》、《魔术师的奇遇》,这几部喜剧电影名气极大,在解禁之前即久仰大名,看完却略感失望,这些新时代的喜剧远比描写旧时代的《抓壮丁》、《七十二家房客》逊色,创作人员明显有顾忌,放不开,剧情编排很生硬,演员无从发挥,有点为赋喜剧强说笑的意思。这几部中,《锦上添花》因为赵子岳和凌元的精彩演出受受到好评。


  
  《霓虹灯下的哨兵》,改编自60年代初引起轰动的话剧,拍成电影更加轰动,南京路上好八连也因为话剧和电影的强大宣传而家喻户晓。影片中朴实温柔的春妮由陶玉玲饰演,与《柳堡的故事》一样,仍然是本片的最大亮点,女特务曲曼丽的扮相和美国外交官在南京路横冲直撞的场面也让人难忘。现如今,南京路上的霓虹灯已成世界景点,霓虹灯下的哨兵和那支模范连队则很少有人提起了。
  
  新社会剧情片大多是主旋律影片,歌颂我国各族人民建设祖国的事迹,我看过的其他影片还有描写青年生活的《年青的一代》、《青年鲁班》,讲述治疗血吸虫病的《枯木逢春》(因为主席的诗词,我们从小就熟知血吸虫病),与台湾国民党军打仗的《海鹰》、《水手长的故事》,体育片《女篮5号》、《冰上姐妹》、《女跳水队员》,还有两部跟火车有关的电影,《十二次列车》说的是火车遇到山洪被困,车上的铁路工作人员和旅客团结一致,终于脱险的故事;《特快列车》说的是一列普通慢车为了抢救重伤员临时改成特别快车直达大城市的故事,这两部电影拍得有如惊险片,让我这个从小随外婆乘火车南征北战的火车迷看得很过瘾,尤其是《特快列车》,深得我心。


 7,反特片
  
  说起文革前出品的反特片,早在70年代初期,我们就如数家珍,可除了《铁道卫士》,其他名片只是神往而已。1977年初,第一批放映的文革前故事片居然塞进了反特片《秘密图纸》,让我们惊喜不已,也因此对《秘密图纸》的印象特别深、特别好。


  
  反特片有一套约定俗成的模式跟踪派遣特务,抓住潜伏老特务,我方派人打入特务内部,边境线全歼骚扰破坏的特务,敌方大多有个漂亮的女特务,男特务大多奇形怪状……《秘密图纸》说的是抓住潜伏老特务的故事,影片里按规矩有个风骚的女特务,男特务长相凶狠,整部电影的逻辑还算清晰合理,拍出了恐怖片的气氛。田华和王心刚联袂扮演一对夫妻,不过看不到夫妻的味道,倒像是公事公办的同事或战友。影片中有一个著名的片断,田华问口吃的男特务“你火什么?”,男特务“谁……火……火……火了?”,不知为什么,这个场面如此吸引人,以至于看完那几天,校园和宿舍区里到处都可以听见“谁……火……火……火了”的声音。
  
  看完《秘密图纸》,我们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后来反应过来了,朝鲜反特片《看不见的战线》与《秘密图纸》何其相似!人物设置基本一样,《秘密图纸》里的老医生与《看不见的战线》里的老狐狸可谓中朝孪生老特务,两部影片中女特务的长相气质也神似。《看不见的战线》出品于1970年,莫非参考了1965年的《秘密图纸》?后来看了其他几部才明白,反特片的套路固定,很难创新,倒是另一部朝鲜反特片《原形毕露》设计的整容潜伏较有新意(怪不得韩国的整容术特别发达)。
  
  《秘密图纸》之后,其他文革前的反特片陆续上映,这类影片共有20部左右,我只看了特别出名的几部《羊城暗哨》、《跟踪追击》、《徐秋影案件》、《虎穴追踪》,大体上,这些影片都是按照上述反特片的套路来设计人物和情节,能给观众留下印象的只是个别场景和个别演员的出色发挥。比如,《羊城暗哨》里的冯喆,与他在《南征北战》、《金沙江畔》、《桃花扇》中一样的儒雅倜傥,“坚毅而文质彬彬”,无论形象和演技都不比当红的那几位小生差,遗憾的是,冯喆的个人遭际却是如此的悲惨,每当看到那几位红星神采奕奕地上电视大谈艺术人生,总会想起冯喆以及其他英年早逝的电影人们。
  
  文革前出品的反特片大多不如预期那样精彩,只有一部例外――《冰山上的来客》,这是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之后第二部打动我的电影。在1977年之前,我就从文革前的歌曲集里熟知了《冰山上的来客》插曲,听人哼唱过《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早就听说过阿米尔和古兰丹姆的名头,盼着看这部电影已经好几年了。1977年春节,听一位同学聊起他父母单位即将放映《冰山上的来客》,便求他搞来一张票,一个人不远数里去看电影,散场之后,很想跟人说说话,可周围一个人都不认识,只能独自回味冰山上的震撼。


  
  三十多年了,我现在已经不记得那次看完后的观感,好听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阿米儿,冲!”?真假古兰丹姆谁更漂亮?还是杨排长最后那句“向天空发射三颗照明弹,让它们照亮祖国的山河”?很多年后,我在电视上又看了一遍《冰山上的来客》,此时我已经通过dvd和网络饱览五六十年代的外国黑白老片,再看《冰山上的来客》,震撼感依然不减当年,我以为,以《冰山上的来客》与同时代的美欧苏日最好影片作横向比较,绝对不落下风。
  
  如果说《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是以久违的爱情营养打动了文革后的新观众,《冰山上的来客》则除了爱情营养外,更以综合素质全面展示了中国电影的最高水平,编、岛、摄、演无所不佳,几无瑕疵,各个技术环节都是最佳状态,组合起来天衣无缝,雷振邦的音乐更是达到中国电影音乐的神仙境界,长影的菁英们拍出了中国电影的极品,让人无话可说。
  
  写到这里,忍不住要感慨一下,《冰山上的来客》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于1963年,自建国起到文革前,长影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一直是中国电影的重镇,中国经典电影的半壁江山是长影打下的,《冰山上的来客》之外,还包括我喜欢的《英雄儿女》、《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刘三姐》、《甲午风云》、《平原游击队》、《董存瑞》等等,佳作之多,数不胜数。文革期间,长影还算勉强守住地盘,进入80年代后一年不如一年,到如今据说连厂区都卖掉了,听说盖起了什么游乐园?当年拍出无数好电影的一方霸主竟沦落到这步田地,令人不胜唏嘘!

文革前的少儿片拍得不少,1977年解禁的时候,我已经过了看少儿片的年纪,只挑着看了三部《祖国的花朵》、《红孩子》和《小兵张嘎》。《小兵张嘎》慕名已久,是非看不可的影片,果然没有失望,这部电影是中国少儿片永恒的经典,怎么赞誉也不过分。让我疑惑的是嘎子的下落,推算他的年纪,应该是1950年左右生人,现在不过60岁左右,当年红遍大江南北,怎么一转眼就消失了呢?
  
  《祖国的花朵》,主要是为了听一听《让我们荡起双桨》,电影中50年代少先队员的幸福生活让我们想起70年代度过的惨淡童年,因此听过歌也就算了。
  
  《红孩子》与《闪闪的红星》很类似,时代背景一样,人物和故事情节也差不多,同样有动人的配乐和歌曲,两部影片各有千秋,《红孩子》的真实感相对强一些。
  
  9,音乐戏曲片
  
  《洪湖赤卫队》,第一批解禁的重点影片,当时的报纸大张旗鼓地宣传,如周总理喜欢唱《洪湖水浪打浪》等等,让这部电影一时成为热门片,人人争而睹之。电影放过之后,大街小巷的广播喇叭里总会传来《洪湖水浪打浪》、《小曲好唱口难开》的歌声,我还记得,当我们在电影院听到《洪湖水浪打浪》,对其中一个字的发音产生疑问,字幕上明明是“太阳一出闪呀嘛闪金光”,王玉珍怎么唱成了“太阳一区”?后来开文艺晚会,舞台上的女生高唱“太阳一出(chu)”,我们男生就在台下大喊区!区!区!太阳一区!
  
  《刘三姐》,文革前出品的最佳电影之一,从故事的设计到演员的形象都完全符合中国观众的传统审美观,音乐更是出类拔萃,几个经典唱段传唱至今,连90后的小女孩都能琅琅上口,比如《山歌好比春江水》,红到现在,声势不坠。纵观中国电影百年史,像《刘三姐》这样编导演唱俱佳的音乐片几乎绝无仅有,文革前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怎一个“赞”字了得!
  
  《阿诗玛》,慕杨丽坤的名而去看《阿诗玛》,看后感觉相对复杂,这部电影没有对白,完全靠歌舞支撑,歌和舞都不像《刘三姐》那样通俗,有点曲高和寡,我记得现场观察到很多观众不耐烦,包括我在内。云南歌舞是杨丽坤的本行,不过给观众的印象不如《五朵金花》。
  
  那一段时间还看了不少戏曲片,大多是名伶的经典作品,包括严凤英的黄梅戏《天仙配》、常香玉的豫剧《花木兰》、新凤霞的评剧《刘巧儿》、王文娟和徐玉兰的越剧《红楼梦》,还有京剧《杨门女将》和豫剧《朝阳沟》,印象较深的是京剧《杨门女将》,看了十年样板戏,对京剧已经腻味了,不想《杨门女将》展示了传统古典京剧的魅力,唱念做打,完全不同样板戏的风格,这让我们开了眼界――原来样板戏并不等于京剧。
  
  有几部电影因为在文革中被批得特别厉害,所以特别想看――《清宫秘史》、《武训传》、《北国江南》《逆风千里》,可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解禁,还有不少文革前的经典名片则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看成,包括《白毛女》、《赵一曼》、《翠岗红旗》、《神秘的旅伴》、《铁道游击队》、《芦笙恋歌》、《国庆十点钟》、《老兵新传》、《党的女儿》、《51号兵站》、《革命家庭》、《红珊瑚》、《草原晨曲》、《达吉和她的父亲》、《鸡毛信》、《战火中的青春》、《宋景诗》、《家》……太多了,累积了十七年的电影,怎么可能在一两年内看完?要么就是十年不给你看,要么就是一年统统给你看,刚刚饥肠辘辘,马上暴饮暴食,让人怎么受得了。
  
  如果把我看过的文革前老电影列一个个人排行榜,名次是这样的1,《冰山上的来客》;2,《刘三姐》;3,《甲午风云》;4,《英雄儿女》;5,《我们村里的年轻人》;6,《英雄虎胆》;7,《抓壮丁》;8,《七十二家房客》;9《柳堡的故事》;10,《大浪淘沙》。我把长影出品的五部影片排在前面,以表达我对长影黄金时代的深切怀念。


在建国后出品的电影之外,那一段时间还看了几部民国时期的经典影片,白杨、陶金主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以及赵丹、周璇主演的《马路天使》(是不是1977或1978年看的,记不清了),引起轰动的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从朝鲜的《卖花姑娘》在中国的走红可以看出,中国观众的内心对悲剧有不可思议的渴求,但新中国电影的悲剧意识很有限,文革没有悲剧片,文革前的少许几部悲剧也是成色不足。《一江春水向东流》乃是正宗的批判现实主义,悲剧感特别强,几位传说中的大明星――白杨、陶金、舒绣文、上官云珠演得又极出色,观众很容易入戏,为电影中人物的命运一掬同情之泪。
  
  1977~1978年,真正让我们兴奋的是若干文革前译制片的解禁上映,文革前的译制片生产兴旺发达,外国电影以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为主,还有少许来自西方国家,总数在400~500部之间,数量与国产片不相上下。与国产片的大规模复映不同,译制片只挑选了少许重新上映,这几天我找到一份文革前译制片的清单,核对的结果,我大概看了15部左右,其中有几部并没有公开上映,而是电影公司偷偷拿出来给关系单位放映,我哥哥办法多,找熟人要到票,我也就沾光看了几部“内部片”。
  
  苏联电影是文革前译制片的主体,几占一半以上,到了1977年,中苏关系还在冰冻中,因此只重映了几部政治正确或有教育意义的电影,我看的几部――《夏伯阳》、《保卫察里津》、《难忘的1919》、《运虎记》和《乡村女教师》,都是名气甚大的经典影片,国内战争题材的《夏伯阳》、《保卫察里津》和《难忘的1919》与两部列宁电影类似,属于斯大林时代的主旋律作品。《运虎记》由卡普列尔编剧,非常幽默,电影院里笑声不断,卡普列尔出狱后宝刀未老,新作品依然不同凡响。
  
  50年代初,《乡村女教师》曾感动了一代中国青年,到了1977年,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再度出山,魅力不减当年,又征服了新一代中国观众。电影中的精彩片断很多,我至今还能背诵几句那首数次出现的诗歌“挺起了胸膛向前走,天空、树木和沙洲,崎岖的道路,喂,让我们紧紧地拉着手……”影片前十五分钟那一段沙俄时代的场景是全片的精华,男主角朗诵《青铜骑士》中的诗句令人动容,奠定了影片的诗意格调。到了影片最后的舞会,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桃李满天下,奋斗一生的事业开花结果,观众不由得与主人公一样感到自豪和满足。很多人不屑斯大林时代的文艺作品,但像《乡村女教师》这样歌颂教师,歌颂人类基本价值观和美好情感的作品并不是一钱不值。


  
  《王子复仇记》、《百万英镑》、《冰海沉船》和《匹克威克外传》,这四部英国电影都是让我开眼界的作品,认知莎士比亚和狄更斯是从《王子复仇记》和《匹克威克外传》开始,从《王子复仇记》和《百万英镑》开始,认识了巨星劳伦斯.奥尼佛和格利高里.派克,从《冰海沉船》中了解到泰坦尼克号沉没是怎么回事,最难忘那四个小提琴手,感动观众于不动声色,比较而言,几十年后那部大片的煽情就未免太廉价了。
  
  意大利电影《罗马11点钟》、《偷自行车的人》、《罗马,不设防的城市》、《警察与小偷》,每一部都了不起,都是伟大的电影,我当时还不知道罗西里尼、德西卡、桑蒂斯等人的名头,不知道这几部新现实主义作品在电影史上的崇高地位,只觉得这些影片跟习惯的宣传模式不一样,有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感人力量。很多年后再回味这些经典电影,不由得感叹,当年负责引进这些影片的叔叔阿姨们都是高人,眼光够犀利。
  
  唯一一部法国片《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人》,听起来像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其实是改编的萨特话剧《恭顺的妓女》,影片剧情紧凑,高潮迭起,看得很紧张。文革前为什么会引进一部萨特电影?估计是因为这部电影批判了美国种族主义,对中国观众有教育意义。


  
  印度电影《流浪者》,就不用多说了,记得很长一段时间,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阿巴拉古,阿巴拉古,呀艮拉得西内姆……”,听得耳朵都长老茧了,只是到现今也没弄清,“阿巴拉古”到底是什么意思。
1976年的十月惊雷,送来了文革前的老电影,可政局的骤然变化,却让电影界手忙脚乱,正在拍的停拍,已经拍好的封存,四人帮时期的作品一律作废,这样一来,有些色彩不那么四人帮的作品也跟着再无下文,如很受期待的《金光大道》下集即不知所踪。各电影厂开始赶制适应新形势的作品,须知一部电影从筹备到上映,要经过许多环节,慢工出细活,少则半年,长则数年,急就章似的拍片显然不会拍出好电影,因此,1977、1978那两年的电影乏善可陈。
  
  那两年是电影界爆发之前的沉寂期,留在观众记忆中的影片不多,后来常被提起的是几部反特片。长影的《熊迹》、八一的《猎字99号》,北影的《黑三角》都是常规套路的反特片,《熊迹》把敌方特务由台湾变成了苏联,算是有点新意。《黑三角》被人记住主要是李谷一唱的插曲《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此外就是老演员凌元的精彩演出,有个门外偷窥的特写拍出了恐怖效果,很多当年的观众都还记得这个镜头。
  
  几位在此后几年大红大紫的明星都有作品问世,陈冲拍了关于解放军通讯兵生活的处女作《青春》,由谢晋导演,这部电影开始了谢晋在新时期的辉煌历程,也开始了陈冲的明星生涯。刘晓庆拍了《同志感谢你》,潘虹拍了《奴隶的女儿》,都很一般。
  
  北影集中资源制作了一部大片《大河奔流》,讲述抗战期间黄泛区人民的苦难和解放后的建设,李准编剧,谢铁骊、陈怀皑导演,钱江摄影,张瑞芳主演,参加演出的有陈强、王心刚、项堃、葛存壮、于绍康等老星,张金玲、李秀明、宋晓英等新星,第一次出现主席和总理的形象,由于是之、王铁成,不过,我记得没看清楚主席的正面形象。
  
  到了1979年,改革开放的路线确立,电影界终于缓过神来,那一年出了不少优秀的影片。人物传记片《吉鸿昌》、《从奴隶到将军》、《拔哥的故事》、《李四光》、《傲雷一兰》,革命历史片《曙光》、《归心似箭》、《小花》、《啊,摇篮》,惊险片《保密局的枪声》,喜剧片《甜蜜的事业》、《瞧这一家子》、《他俩和她俩》、《小字辈》,抨击四人帮罪行的现实片《婚礼》、《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海外赤子》、《神圣的使命》、《泪痕》、《樱》……压抑多年的电影工作者终于井喷一样地出活了。在1979年出品的影片中,下面这几部特别令人难忘。


  
  《小花》,《小花》是1976年之后第一部有分量的开创性作品。原著《桐柏英雄》是一部故事性较强的长篇小说,早两年曾流行,还曾在电台连续广播过,改编电影时,主创人员一反常规,把原著的战争故事置于背景,而把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作为主线,放大个人在战争中的悲欢离合,令人耳目一新。影片还尝试了若干少见的创作手法,黑白画面的对比,镜头移动节奏的变化,闪回、梦幻的频繁使用,以及精心设计的构图,加上美妙动人的音乐和歌曲,让《小花》诗意盎然,成为一部“不一样”的电影,在当时的电影环境里,绝对算是超凡脱俗,把《小花》当作几年后第五代的先驱亦未尝不可。
  
  《归心似箭》,《归心似箭》与《小花》类似,都是拮取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人片断,表现个人在战争中的情感,面对命运转折的取舍,以小见大,而不是像以往的革命历史片,一味的讲究宏大叙事。两位演员斯琴高娃、赵尔康表现出色,特别是斯琴高娃,初出茅庐即让人眼前一亮。电影明星一般以形象出位,斯琴高娃则纯以演技取胜,大家都说,这位蒙古族新人以后会有大出息,几年后,斯琴高娃出演《骆驼祥子》里的虎妞,果然出息大了。
  
十年文革,老百姓实在受够了这个那个运动的折腾,受够了严肃的、斗争的、杀气腾腾的电影,迫切需要轻松的、幽默的、有真情实感的电影。1979年,北影、长影和上影不约而同地推出了各自的轻喜剧作品,反映城市青年的新生活。北影出品的《瞧这一家子》是其中相对出色的一部,陈强、陈佩斯父子和方舒、张金玲、刘晓庆等都有精彩演出,这部电影记录了不少那个时代真实的生活画面,比方说方舒和刘晓庆工作的书店,当时到书店买书,要隔着柜台跟营业员要书看,就像现在商场里的黄金珠宝柜台一样,那时买书免不了要受营业员的气,书店的柜台格局好像到了80年代末才逐渐变成开架式。
  
  《他俩和她俩》,上影出品的喜剧,讲述两对孪生兄弟和姐妹之间的爱情故事,毛永明、高英主演,孪生兄弟和孪生姐妹之间的误会本可以设计出有趣的人物和故事,可惜编剧没能把握好,人物的性格脸谱化,故事情节太老套,经不起推敲,演员也因此演得或木讷或夸张,没立起来,浪费了一个好题材。
  
  《小字辈》,长影出品的喜剧,背景是上海,讲述汽车售票员搞技术革新的故事,细节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迟志强在《小字辈》里演了一个角色,并因此成名。几年后,迟志强因为所谓耍流氓而被请去喝了几年咖啡,那是当年轰动一时的八卦新闻。一转眼30年了,上海个别路线的公交车上还可看见售票员在人丛里挤来挤去,只是鲜见小字辈,都是大妈级别的――多数是当年的小字辈熬过来的。
  
  《婚礼》、《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海外赤子》、《泪痕》、《神圣的使命》、《樱》,这几部反映干部民众与四人帮斗争的影片都是当年的热门作品,宣泄了观众在那些年的郁闷和愤怒,每一部都拍得感人至深。这些影片中以杨延晋《苦恼人的笑》和腾文骥导演的《生活的颤音》较为突出,这两部影片和《小花》一样,都尝试了新的表现方式,显示了这几位第四代导演的素质,其实并不比第五代导演差多少。如今,这些有才华的导演归于沉寂,多年没有像样的电影作品,就因为大了几岁,眼睁睁看着第五代们春风得意,那滋味想必不好受。
  
  1979年,娱乐新闻事业也开始起步,元月,《大众电影》复刊,这在当时算是一个事件。《大众电影》之外,还流行若干小开本的电影杂志。那时候星星满天飞,演员想出名并不困难,只要演了某部电影,哪怕是配角,只要五官长得端正,足可以在杂志登一张大头照。那一年,真正大红大紫的明星并不多,也就是这几位陈冲,刘晓庆、潘虹、唐国强。
  
  陈冲出演了《小花》、《海外赤子》,是那一年上镜率最高的女星,刘晓庆出演了《小花》、《婚礼》和《瞧这一家子》,这三部影片,我认为以《瞧这一家子》里那个咋咋呼呼的书店店员最为出彩,《小花》的形象最好,不过被陈冲抢尽风头,据说刘晓庆因此再没演过配角。唐国强主演了《小花》,完全被陈冲和刘晓庆压制,有趣的是,唐国强后来重复上演类似的悲剧,屡屡看着合作的演员上领奖台。潘虹主演了《苦恼人的笑》,奠定了她在80年代初期走红的基础。那一年应该红的明星还有一位在长影排戏的黄梅莹,主演了关于林彪事件的《瞬间》,她本可以与上述几位并肩,因为某些不可避免的事件,遗憾地掉队了。
  
  1979年也是电影歌曲的高产年,以后10年尽管也出过不错的电影歌曲,没有哪一年像1979年那样,一年之内冒出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妹妹找哥泪花流》、《绒花》(小花),《雁南飞》(归心似箭),《我爱你中国》(海外赤子),《永远和你在一道》(婚礼),《心中的玫瑰》(泪痕),《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神圣的使命),《妈妈,看看我吧》(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甜蜜的事业),《青春多美好》(小字辈)……李谷一因为首唱了多首走红的电影歌曲,成为那一年的话题人物,风头甚至在电影明星之上。


1977至1979年是电影市场的黄金三年,新拍的国产片、新出炉的译制片、香港片、文革前的老国产片、老译制片,各路电影蜂拥而至,令观众应接不暇,谁也没有那么大的胃口把这些电影一一看完,销路最好的是新出炉的译制片。说是新出炉,其实大部分早就译制好了,在内部供有关人士和家属批判参考,老百姓看不到而已。世局变化后,外交局势也在变,有关方面终于开恩,把以前深藏不露的外国电影拿出来给一般民众娱乐,几乎每一部都受到观众的追捧,封闭十年的中国观众太需要了解朝阿罗越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因年代久远,以下提到的电影,有几部可能是1980年后上映的,也有可能是在电视播映的。)


  
  1977年夏,铁托元帅来访,标志着中国和南斯拉夫的关系恢复正常,两部南斯拉夫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随之公映,一举成为当年的最热门电影。中国观众看惯了阿尔巴尼亚的“地下游击队”,蓦然发现,原来南斯拉夫的二战片段数更高,与阿尔巴尼亚完全不是一个档次,故事更复杂,更惊险,更有想像力,甚至主人公的功夫也更厉害,更有英雄气派,怪不得阿尔巴尼亚仇恨南斯拉夫,原来因为样样不如人家,连电影也拍不过南斯拉夫。
  
  在那个夏天,《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席卷电影市场,声势之大,影响之深,当下的好莱坞商业大片也稍逊一筹。“上校冯.迪特里施已达到萨拉热窝”,“空气在颤抖,彷佛天空在燃烧”取代了“打倒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啊朋友再见》风靡全国;在两部电影中扮演男主角的基沃金诺维奇被封为偶像,人们叫不出他的真名,都叫他“瓦尔特”;人们也记住了萨拉热窝这个传奇的城市,90年代初,南斯拉夫解体,萨拉热窝再度燃起硝烟,中国民众都会想起瓦尔特,免不了要为南斯拉夫的命运伤感。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满足了观众对惊险片的期待,两部墨西哥影片《冷酷的心》和《叶赛尼亚》则满足了观众对言情片的渴望,这两类影片代表了观众接受心理的两极--对冒险和浪漫的需求。无论是中国电影还是文革前的老译制片,很少见到这两部墨西哥影片的热闹,基于三角或四角情感纠葛的人物设置,性格极端的男女主人公,坎坷不平的情感之路,家族血缘的爱恨情仇,神秘的海盗和吉普赛人,最后来一个大团圆结局,这类如今习以为常的老套技巧在当年还是颇为新鲜的,两位女主人公阿伊媚和叶赛尼亚成为热门的封面女郎,一个文静,一个奔放,都受到中国观众的喜爱。
  
  1978年初,中国读者迎来了世界名著的解禁,引发了名著热潮,改编自名著的电影自然赢得了观众的青睐,《巴黎圣母院》让观众见识了雨果作品的恢弘,并记住了美艳不可方物的意大利女星吉娜.劳罗布丽吉达。《简爱》则征服了那个年代的文学少年和文学青年,邱岳峰和李梓的配音珠联璧合,让《简爱》的台词充满了神奇的魅力,一直到今天,这些台词仍然让人心动。这里就抄录几段,以纪念那个已经远去的配音时代
  
  “有个年轻人,他从小就被宠爱坏了,他犯下个极大的错误,不是罪恶,是错误。它的后果是可怕的。唯一的逃避是逍遥在外,寻欢作乐。后来,他遇见个女人,一个二十年里他从没见过的高尚女人,他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机会。可是世故人情阻碍了他。那个女人能无视这些吗?”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地站在上帝面前。”
  
  “人活着就是为了含辛茹苦。你会在我忘了你之前,先忘了我。”


英国片《尼罗河上的惨案》,这是我第一次看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的改编电影,第一次看正宗的推理电影,第一次看神气活现的大侦探破案。因为都是第一次,所以感觉特别好,后来看阿加莎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阳光下的罪恶》,就不如《尼罗河上的惨案》那么刺激。
  
  1979年,在世界文学名著掀起热潮的同时,另一股通俗小说的热潮悄悄袭来,《译林》的创刊号赫然刊出《尼罗河上的惨案》全文,随后出了单行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其他作品也陆续出版,《福尔摩斯探案集》、《希腊棺材之谜》等侦探小说越出越多,销量惊人,对通俗小说的流行,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颇有启蒙之功。
  
  法国和意大利合拍的《佐罗》是当年的热门影片,轻松、幽默又不失紧张,还可看到西洋的剑术,阿兰.德龙从此在中国成名,与高苍健两人可合称为外国男星双壁,迷倒了数不清的女性观众。
  
  英国片《水晶鞋和玫瑰花》是一出歌舞爱情大片,也不知道这是第几次拍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拍得很美,场面很壮观。我记得这部电影,不是因为它多好看,而是因为一张剧照引发的一场大争论。1979年,《大众电影》第5期封底刊出了王子和灰姑娘的接吻剧照,今天来看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当时可不然,有一位新疆建设兵团的干部致信《大众电影》编辑部,以极度严厉的措辞提出强烈谴责。《大众电影》全文刊出了这封信,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一个新闻事件。我还记得信中用了一连串的问句,气势逼人。刚才我搜到这封信的原文,找到了这串问句,仍觉触目惊心。现抄录在此,以缅怀一下当年的那一场大热闹
  
  “英国音乐童话故事片《水晶鞋和玫瑰花》,我还没有看过,无法评价它是香花还是毒草。但我想,这部影片既然能受到你们的如此鼓吹,一定有什么‘进步’意义。由此可以推断,这部影片一定会有许许多多的对九亿人民有教育意义的、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处的镜头。然而,你们没有选登,却偏偏以封底的显赫地位,选登了灰姑娘和王子拥抱接吻的镜头。这是为什么呢?”
    
  “毛主席生前多次教导我们‘洋为中用’。难道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你们显赫地刊登这幅影照,是什么动机?是在宣扬什么呢?难道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任务,党的政治路线,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你们这样宣传吗?难道九亿人民大众在新长征途中需要你们给予这样的鼓舞吗?你们吃着人民公社社员、农场工人种的粮油,穿着工人织的布,住着工人盖的房子,我们的战士保卫着你们的安全,难道是他们需要你们给予这样的精神刺激吗?你们这样做,我看是居心不良,纯粹是为了毒害我们的青少年一代。你们准备把我国的青少年们引向何方呢?你们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吗?还有点中华民族的气味吗?同志们!不要以为洋大人放个屁都是香的!”
  
  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中日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两国关系一下子热乎起来,持续了好几年,到1984年的三千青年访华达到高潮。在日本,邓小平实地目睹了日本的现代化社会、发达的经济和科技的进步,对比当时中国的窘境,一定深有感触,中国不变不行了。现在回头看,我以为,邓小平访日直接影响了中国前进的方向,和这30年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所谓中日友好只是这个进程的一个插曲而已。


  
  中日友好这个插曲的副产品是久违的日本电影,1978~1979年,《生死恋》、《追捕》、《望乡》陆续上映,带给中国观众难以忘怀的电影记忆。
  
按照时下电影网站的分类法,三部日本电影分属不同的类型,《生死恋》属于爱情片或文艺片,《追捕》属于悬疑片或警匪罪案片,《望乡》属于传记片或社会问题剧情片,看来,为了让中国观众了解当代日本,引进影片和批准上映的有关部门负责人还是花了一点心思的。
  
  《生死恋》是一部很一般的时装言情剧,原作者武者小路实笃的《友情》和《爱与死》写得细腻感性,但故事内核并不比同时代的张资平高明多少,这类程式化的三角爱情故事,中国老一代观众早在30年代就司空见惯,但对70年代末的中国电影观众来说,《生死恋》却带来完全新鲜的体验1,已经很多年没看过如此集中描写外国都市青年爱情生活的电影,让大多数靠介绍人相亲搞对象的中国青年大感惊奇。2,栗原小卷饰演的女主角夏子是一位明媚的女性,不仅美貌,而且有知识、有智慧、有礼貌,追求爱情的果敢和执着,更是迷倒了中国男女青年,潜意识里不免把自己代入,想象成夏子或夏子的情人。3,《生死恋》展示了日本现代青年的生活方式,夏子、大宫、野岛,他们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工作和休闲活动,乃至家居布置,情书的语气等等,都传递了时尚的信息,让刚从贫瘠年代过来的中国青年神往不已。
  
  《生死恋》的开头和结尾都是网球场,夏子在场上打球的画面前后呼应,串连起了剧情,70年代末的中国有网球场吗?或许只有北京的涉外区域才有吧。看过《生死恋》后,网球场成为一个图腾,现代生活方式的象征。1979年,《生死恋》的网球场以及日本都市的其他场景让国人对未来有了想象的空间,庆幸自己终于走向现代生活的路途。1996年,我在深圳蛇口的小区散步时,蓦然发现一个漂亮的网球场,一位少女在晨曦中打球,恍惚间好像看见了栗原小卷重现――中国终于变了,变的不只是网球场而已。
  
  《追捕》,用现在的眼光看,《追捕》的剧情简直俗到家了坏人害好人,女人救好人,警察抓好人,好人追坏人,好人爱女人……如此把一堆乱七八糟的元素糅合在一起,这么一部普普通通的商业警匪片,却在中国创造了不可思议的经典神话,没有哪一部电影让中国观众记住了这么多剧中人的名字和台词――杜丘、真由美、矢村警长、横路敬二、横路加代、长冈、堂塔、朝仓……“朝仓不是跳下去了,堂塔也跳下去了,所以请你也跳下去,你倒是跳啊!”、“多么蓝的天啊,走过去,你可以溶化在那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作为检察官犯下如此罪行,我追悔莫及,我,杜丘东仁,决定就此结束我的生命。”、“我喜欢你!”、“我是你的同谋!”……观众只对一个人物毫无印象,倍赏美惠子扮演的风尘女子照顾了逃亡中生病的杜丘,1979年的上译版本把这个人物和戏份全部删除,另外还剪掉了若干敏感的场面和镜头。
  
  《追捕》让高仓健和中野良子一夜之间家喻户晓。在日本的艺人中,中野良子不算突出,甚至不算一线明星,她演的真由美却在中国深入人心。电影中的真由美敢爱敢恨,敢作敢为,强悍又有女人味,让人难以抗拒,更好玩的是,真由美那一头波浪型的披肩长发也让1979年的中国女青年神往不已,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搜搜老照片,看看当年青年女性的发型是什么样子,就会知道为什么真由美会在那时的中国受到不可思议的追捧。
  
  高仓健的神话就更离奇了,这位不苟言笑、表情冷漠、看起来酷酷的男星一举征服了中国观众,占据了“男子汉”“硬汉”的头把交椅,尤其得到女性观众的想象性青睐。多年后,当演过若干经典硬汉形象的超级明星亨佛莱.鲍嘉进入中国观众的视野时,尽管名气要大得多,却因为后来后到,只能在一个电影小圈子里出名,完全不能和高仓健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相提并论。
与《生死恋》、《追捕》这样的商业电影不同,《望乡》是一部严肃的电影,或者用我们熟悉的术语来说,《望乡》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电影,它的地位要高得多,在中国的争议也要大得多,甚至一度停映。究其原因,只是因为《望乡》描写了妓女,当时的中国社会处于洁白无瑕的时期,有人担心《望乡》这样的黄色电影进入中国,会散播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带坏了社会风气。这种说法听起来不无道理,只是他们没有悟到,社会风气的败坏另有原因,区区一部电影岂有如此神功?何况,所谓黄色也被七刀八剪修理成土黄色了,还剩下多大害处?
  
  《望乡》有很多精彩的片断,比如阿崎从南洋归来的一场戏,离乡多年,受尽屈辱,满心希望从哥哥那里得到慰藉,没想到好容易回家却受尽了哥哥一家的冷眼,吃她的喝她的,居然还鄙视她,无耻之尤莫此为甚。看着阿崎落寞的表情,观众不禁为之神伤,明白了什么叫“牺牲一代妇女,振兴祖国经济”。1979年,我们年轻,还没有阅历,只能从电影里了解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与残酷。
  
  田中绢代是《望乡》的最大亮点,她的表演极有层次感,一举一动,一招一式,一张一弛,每句话,每个表情,都拿捏得极有分寸,把情绪的欺负,内心的苦痛演绎得淋漓尽致,老辣之至。年轻靓丽的栗原小卷和又老又丑的田中绢代飙戏,在田中绢代的气场里无所适从,只能呆呆地仰望前辈做崇拜状,毫无发挥的余地。我们见识了田中绢代如此精湛的演技,越发神往她的早期作品,一直到dvd时代开始后,才陆续看到她在50年代与沟口、小津、成濑、木下等名导演合作的影片,凭心而论,没有哪一个角色比得上《望乡》,难怪鼎盛时期的代表作《雨夜物语》、《西鹤一代女》一无所获,而晚年的《望乡》却荣登柏林电影节影后的宝座,田中绢代演阿崎婆,集毕生功力于一役,实至名归,无与伦比。
  
  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两国关系彻底正常化。不久,第一部美国故事片《车队》上映,说的是一群貌似嬉皮士的卡车司机发动群体性事件的故事;稍后,另一部美国科幻片《未来世界》上映,说的是机器人冒充真人企图控制世界的故事。我们怀着巨大的期待去看美国电影,看的时候兴高采烈,看后回味一下才觉得不对劲――什么乱七八糟的,太肤浅了吧?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电影?多年后才明白过来,好莱坞每年生产大量的影片,好电影极少,烂电影极多,年年如此,从无例外。当年引进这些烂片,倒不是主事者走了眼,而是这些电影的内容确有某种进步感,契合主流阶层对宣传的需求。
  
  记不得是不是从1979年开始,卓别林的老掉牙电影拿出来晒太阳――《城市之光》、《淘金记》、《摩登时代》、《大独裁者》、《舞台生涯》……老归老,魅力仍在,对从没看过卓别林电影的新中国观众来说,算是补了一堂必修课。我印象最深的是《大独裁者》,心想这家伙胆子好大啊,不怕希特勒派杀手报复?希特勒没把卓别林怎么样,倒是自由世界的美国秘密警察把他赶走了。
  
  70年代后期,早几年风风光光的朝阿罗越译制片分道扬镳,越南电影早就失踪,阿尔巴尼亚电影也悄悄消失。朝鲜电影只看过一部大片《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味同嚼蜡,光彩不再。罗马尼亚电影依然受到欢迎,《沸腾的生活》、《复仇》、《橡树,十万火急》、《侦察英雄》拥有忠实的中国观众,特别是《沸腾的生活》,因为一段优美迷人的主题音乐而让很多观众铭记至今。
  
80年代中期,陈凯歌的《黄土地》问世并大红大紫,“第五代”的名头越叫越响,我专门去查资料,了解所谓“代”是怎么回事,原来电影理论界是这么划分的20~30 年代开始拍片,与中国电影一起起步的导演为第一代,民国后期的主力导演为第二代,民国时期受教育或参加革命,建国后开始拍片,十七年时期的主力导演为第三代;文革前受专业教育,文革后开始拍片的一代导演为第四代;1978年在北京电影学院受教育的那一批为第五代。进入80年代,第一、二代导演多已不在,第三代老当益壮,第四代正值盛年,第五代咄咄逼人,三代导演同场竞技,缔造了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
  
  80年代出品的电影太多,经典电影也很多。在这十年里,因为空余时间有限,我看电影不再像70年代那么饥不择食,而是有选择地看一些口碑好的国产故事片,通常是收集某部影片的影评,如果众口一词说好,那就去见识一下,评价一般则放弃。如此一来,看过的影片数目虽不算多,基本上都是值得一看的作品。以下就挑选若干特别难忘的影片简单回顾一下。
  
  1,谢铁骊《今夜星光灿烂》
  
  《今夜星光灿烂》出品于1980年,李秀明饰演的村姑因缘际会来到淮海战场上的解放军某连,与一群战士结下了深厚情谊,战火硝烟中,她目睹了战友们一个个为新中国牺牲,影片最后,李秀明在灿烂的星光下追忆牺牲的战友们,一个个年轻的面容划过夜空,达到抒情的高潮。《今夜星光灿烂》与前一年的《小花》神似,都是以诗意的笔调描写战争的残酷,从人性的角度描写战争中普通人的情感和遭际。
  
  谢铁骊是第三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文革前的《暴风骤雨》和《早春二月》奠定了他在影坛的地位,文革期间拍了一连串样板戏电影,文革后首拍的大片《大河奔流》并不如人意,《今夜星光灿烂》则是一部具有谢铁骊风格的影片,也是谢铁骊《早春二月》后最出色的影片。此后,谢铁骊又拍了王心刚、张瑜主演的《知音》,众星云集的六集影片《红楼梦》,反响平平,没有达到《早春二月》和《今夜星光灿烂》的水准。
  
  2,谢晋《芙蓉镇》


  
  提起1986年出品的《芙蓉镇》,当年的观众都会记得可以看作刘晓庆和姜文的精彩演出,女干部和二流子的孽缘,以及影片最后凄厉的“运动了!运动了!”,这简单的一句台词,概括了底层民众在那艰辛岁月的无奈和悲苦,也在提醒人们,“运动”的意识并未终结。“运动了!运动了”之外,《芙蓉镇》还有不少经典台词“我是你死心塌地的一条狗”、“脖子没有洗…..”、“活下去,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你们还我男人!”、“安安静静地成个家,学着过点老百姓的日子,别总想着跟他们过不去。”……谢晋不再含蓄,而是运用毫不含糊的语言控诉那个不正常的年代,在谢晋的作品中,如此强悍地表达他的真实情感并不多见。
  
  如果说80年代的中国电影有主旋律的话,这个主旋律毫无疑问属于谢晋。自1977年开始,谢晋几乎每年都有作品问世,每一部影片都会成为整个社会热议的话题,甚至有许多学者热衷于讨论谢晋现象。在谢晋的后期作品中,《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和《芙蓉镇》最为引人瞩目,1986年出品的《芙蓉镇》是他导演生涯的顶峰,之后的作品每况愈下,也许是该说的都是《芙蓉镇》里说完了。
  
3,谢飞《我们的田野》
  
  我虽没有做过知青,却从小接触了众多的知青,近距离直接观察过他们的精神状态,对他们跌宕起伏的命运有深切的体会,因此,我对关于知青生活的电影特别有兴趣。这类影片不少,之所以记得《我们的田野》,一是因为影片如诗的风格,北方的田野、白桦林、篝火、风雪,拍得壮观、优美、有气魄;二是因为影片对知青运动的反思令人困惑。《我们的田野》描写几位北京知青来到北大慌,从最初的满怀热情到几年后的颓唐沮丧,最后各奔东西。周里京饰演的男主角大学毕业后谢绝留在北京,自愿重返北大荒陪伴牺牲的战友。我感到不解的是,《我们的田野》只是反思了某些琐碎的枝节,并没有深入探讨知青运动的起源与本质,似乎在肯定某种过时的主流价值。我想,那一整代被耽误的知识青年并不会认同这种艺术的美化。
  
  影片中有一个场景让我印象很深青年们围绕着篝火朗诵诗歌,唱起了经典少儿歌曲《我们的田野》,在北大荒夜空里回荡的歌声特别动人,“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这句台词不止是表达电影中那群青年对文革前美好岁月的眷恋,也是表达了谢飞这代40后导演的集体眷恋,这种眷恋成为他们的潜意识,也是某种束缚,他们的作品都有一种正统的美感,突破“过去”的意识稍嫌欠缺。
  
  4,张暖忻《沙鸥》
  
  1983年出品的《沙鸥》讲述女排运动员沙鸥的人生波折――伤病、失利、未婚夫的牺牲、瘫痪……尽管屡受打击,沙鸥却不失斗志,仍在奋斗拼搏。这部影片是在女排热潮中赶制出来的,在当时的电影氛围里,很少有《沙鸥》这种关注个人命运大于关注社会和他人的影片,因此引起电影界和观众的热烈议论,就连起用不会表演的专业运动员出演主角都成为新闻。
  
  张暖忻是中国女性导演的佼佼者,她的作品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沙鸥》反映了张导演的美学追求和人生态度,不过我以为,《沙鸥》的内在逻辑有点问题,作者把一连串悲剧加在主人公身上,无非是为了强化某种理念,比如事业和个人幸福的冲突,为了事业而牺牲个人是合理的、可提倡的,如此一来,剧情设计就违背了日常生活的常规,经不起推敲。张暖忻还有一部名作《青春祭》,是描写下放到云南的知识青年生活,拍得很美,很有诗意,不过与谢飞的《我们的田野》一样,有美化知青生活之嫌。这一批第四代导演,大多没有做过知青,他们的知青电影实际上寄托了很多善意的想像,并不完全符合现实,现实的知青生活要严酷得多。
  
  5,吴天明《人生》
  
  1991年,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出版,二十年来传颂不已,似已成为中国青年的圣经,其实,《平凡的世界》中要表达的东西在路遥的早期作品《人生》中已经完成地表达过了,《平凡的世界》只是《人生》的扩大版,主题内核并没有增加多少新概念。1982年,我在《收获》杂志上读到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这是一篇纯粹的现实主义作品,惊人地质朴,无论是故事情节、语言和叙事方式都朴实无华,正是这种质朴打动了读者。
  
  1984年,吴天明把《人生》拍成了电影,同原作一样不事雕琢,把西北农村和农村青年的现实生活描绘得入木三分,两位主演周里京和吴玉芳也算中规中矩,前半部的农村戏比后半部的县城出色,高加林和巧珍的情感戏要比后半部与亚萍的情感戏出色,遗憾的是,影片高度关注高加林的情感际遇,却没有把高加林那一类农村青年对现实和前途的绝望感充分表现出来。1987年,吴天明导演的《老井》可以看作是《人生》的变奏,这是一部非常出色的影片,拓展了《人生》的主题并补足了《人生》的缺失,张艺谋的表演也异常精彩。在80年代,吴天明的作品虽然不多,每一部都是硬通货,作为导演,他值得尊敬,作为西影的厂长,他更值得尊敬。
  

6,腾文骥《都市里的村庄》
  
  在第四代导演群中,滕文骥是最早尝试新形式的一位,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接连拍了两部具有实验性质的作品《生活的颤音》和《苏醒》,新的创作手法没有得到评论界和观众的认同,被指为晦涩难懂。滕文骥从善如流,1982年出品的《都市里的村庄》开始转向传统手法,影片以一个中年记者的视角,描写几位青年工人的生存境遇和情感生活,殷亭如饰演的女主角是一位劳动模范,工作虽出色却遭到领导和同事的冷遇,在冰冷的人际压力下倍感孤独困惑,最后一场戏,女主角来到有前科的男友家中生火做饭,这是一个经典画面,预示着由主流社会塑造的模范人物不再高高在上,而有回归家庭回归普通人群的趋势。
  
  《都市里的村庄》之后,滕文骥又拍了殷亭如主演的《锅碗瓢盆交响曲》,讲述北京的国营餐馆改革的故事,如果现在去看这部电影,肯定会哑然失笑,80年代初的国营饭店和服务员的工作态度居然是那副样子。80年代,滕文骥创作了多部风格不同的影片,我比较喜欢用写实手法描写普通人生活的《都市里的村庄》和《锅碗瓢盆交响曲》。
  
  7,黄建新《轮回》
  
  1988~1989年,在电影界推波助澜下,王朔热达到高潮,那一年间,一共有四部王朔电影一窝蜂拍成上映《顽主》(导演米家山)、《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导演夏刚)、《大喘气》(原作《橡皮人》,导演叶大鹰)、《轮回》(原作《浮出海面》,导演黄建新),在这四部影片中,《大喘气》稍弱,其它三部各有特色,《顽主》捧红了张国立、葛优、梁天,时装演出一场戏令人忍俊不禁,堪称经典;《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直截了当地披露80年代后期的阴暗面,据说曾险遭封杀。
  
  《轮回》的原作《浮出海面》有自传色彩,王朔作品中少有的真性情之作,不像后期作品那样一味用调侃来掩饰创作力的下滑。导演黄建新把握住了王朔言情的基调,把一部外表很痞内里很纯情的小说拍出了些许荒诞色彩,特别影片最后男主角自杀一场戏,很有点哲理味道。这个结局是电影硬加上去的,虽有点突兀,倒也显示了某种言外之意。黄建新以1985年完成的《黑炮事件》一举成名,《黑炮事件》辛辣地讥讽了体制的荒谬,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黑色幽默电影,也是80年代的最佳影片之一。
  
  8,许同均《珍珍的发屋》
  
  《珍珍的发屋》并不出名,在80年代的经典名片中排不上名次,多数人没听说过,我也是在很偶然的情况看过这部影片。1987年的某天晚上,在经过电影院的时候看到《珍珍的发屋》海报,所有主创人员都很陌生,只有“青年电影制片厂”是熟悉的,就冲这个,我买票进去看了,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这部片子至少记住20年,果然一路记到今天,难以忘怀那一晚的感动。
  
  《珍珍的发屋》是说北京个体户创业的故事,个体女青年珍珍开了一家发屋,从广州请来理发师傅阿强,正派经营,生意日渐红火。同一条街的另一家个体发屋竞争不过,总用小动作骚扰,两家发屋冲突不断。珍珍与阿强暗生情愫,不料阿强的女友来到北京,珍珍只好黯然退出,独自面对寂寞人生。整部影片流畅简洁,用写实手法描写北京底层青年的现实生活,反映了那一代青年的内心世界。片中有一场珍珍的独白,系统阐述了这一代青年的人生观、价值观,感人至深。我作为那一代个体青年的同龄人,对他们在面对人生困境的迷茫和自立自强的追求感同身受。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记得这部影片的原因。《珍珍的发屋》在80年代算是另类,导演许同均和一干演员都无名气,之后也没什么发展,只有饰演阿强女友的谭小燕后来主演了《轮回》,令人惊艳,再后来也不知下落了。
  
9,陈凯歌《孩子王》
  
  1982年,北京电影学院1978级毕业,一年后,分配到广西厂的张军钊、张艺谋等人完成了《一个和八个》,第五代横空出世。又一年后,陈凯歌和张艺谋合作的《黄土地》问世,雷倒了电影圈里外,赞誉之声至今未绝,陈凯歌正式加冕为第五代的领袖或代言人。《黄土地》的轰动效应带动了第五代的行情上扬,陈凯歌和他的师兄弟们后来居上,俨然成为中国电影界的主人,称王称霸,不可一世。
  
  在80年代,陈凯歌拍了三部作品《黄土地》、《大阅兵》、《孩子王》,这三部中,《黄土地》声誉最高,而我最喜欢沉闷的《孩子王》。依我看来,在80年代出品的众多知青题材影片中,以《孩子王》为最佳,陈凯歌把他的文革经验、知青经验和大学的训练融为一体,真正拍出了知青们在黑洞岁月里的萧瑟心情。我认为,《孩子王》的价值绝对在后来备受好评的《霸王别姬》之上,《孩子王》是陈凯歌那一代人(红卫兵或黑五类+知青)人生经验的总结,完整地表达了他对过去那个时代诸多问题的看法。《孩子王》拍完,力气也用尽,之后就开始走下坡,后期的作品都是为拍而拍,看不出有什么来自内心的艺术驱动。
  
  10,张艺谋《红高粱》


  
  1986~1987年的焦点人物首推张艺谋,与陈凯歌合作的《黄土地》热潮未过,又主演了《老井》,接着改行做导演,处女作《红高粱》一举夺下柏林电影界金熊奖,际遇之好,中国影坛无人能比。事实证明,柏林大奖对张艺谋太重要了,没有这个奖,《红高粱》不过是另一部《一个和八个》,有了这个奖,才有了《红高粱》的风行,媒体的关注和此后取之不尽的资源,奠定了至今20余年的成功之路。
  
  话说回来,《红高粱》确实当得起成功,我还记得当年看《红高粱》的惊骇感,电影居然可以这么拍,居然可以拍得如此激动人心。原本应该居于故事主线的打日本成了故事的布景,因为故事的高潮需要一个事件,打土匪、打军阀、打国军或打日本没什么区别,这种设计迥异于传统国产片。另外,电影中一大堆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也迥异传统印象中的国人,当时正沉迷于精神分析学说,看完《红高粱》,感觉张艺谋的技巧与弗洛伊德有某种神合之处。无论是《红高粱》,还是《孩子王》,或者后来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都是80年代文学小爆炸的产物,那是一个思想激荡的年代,昙花一现而已,我想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再来一次了。
  
  80年代出片的优秀电影当然不止上述这些,以我个人的口味,我比较喜欢描写普通老百姓的小品式影片或有创新意识的影片吴贻躬的《巴山夜雨》、《城南旧事》,黄蜀芹的《青春万岁》,王启民的《人到中年》、陆小雅的《红衣少女》、颜学恕的《野山》、丁荫楠的《逆光》、张良的《雅马哈鱼档》,黄祖模的《庐山恋》,杨延晋的《小街》,李亚林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还有历史片《血战台儿庄》、《喋血黑谷》、《西安事变》、《孙中山》,名著改编片《骆驼祥子》、《原野》……这些作品算是80年代电影的精华,遗憾的是,几部有争议的影片没机会看到,如刘晓庆的《潜网》、《无情的情人》,以及只闻其名不见其影的《太阳和人》。
  
  至于80年代的走红的影星,实在太多了,数不过来也不必数,因为除了少许几个人之外,基本上都退出舞台了。我编了一句顺口溜,大致可以概括80年代影星们的辛酸你方唱罢我登场,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争相出国去,后浪变成老大娘……
  
  前面说过,1979年一年间就出现了十余首可以传世的电影歌曲,原以为好戏在后头。可惜,80年代电影歌曲的成绩乏善可陈,我盘点了一下,整个10年只有下列歌曲还算有印象《驼铃》(《带手铐的旅客》)、《满山红叶似彩霞》(《等到满山红叶时》)、《牡丹之歌》(红牡丹),《啊,故乡》(《庐山恋》)、《角落之歌》(《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牧羊曲》(《少林寺》)、《妹妹你大胆往前走》(《红高粱》)……在港台流行歌曲的冲击下,内地电影歌曲失去了生存空间,也失去了创作的本能。
  
作为电影观众,80年代的幸福感大多来自精彩纷呈的译制片,文革前和文革中的外国电影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80年代的外国电影则以资本主义国家占优势,这些西方电影极大的满足了观众向外看和向前看的渴望,也吻合当时改革开放的社会气氛。虽没有具体数据作佐证,不过以我的现场体验和观察,译制片的票房应该高过国产片许多。这10年的译制片数量极多,我只看过一小部分,以下简单说一下记得比较清楚的若干影片。
  
  先说日本。1978~1979年上映的《望乡》、《追捕》和《生死恋》树立了日本电影的口碑,那几年,中日关系处于官方营造的友好氛围中,一衣带水友好睦邻之类的说辞不绝于耳,刚刚苏醒过来的国人对日本、日本人还没什么恶感,因此,接下来上映的每一部日本电影都能赢得习惯性的欢迎和好评。
  
  高仓健电影。《追捕》的轰动捧红了高仓健,有关部门意识到此人的票房价值,引进了一连串的高仓健电影,我至少看过其中四部《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绢》、《兆治的酒馆》和《海峡》。这四部影片的水准都很精彩,前三部是标准的文艺片,温馨浪漫,以情动人,其中《兆治的酒馆》尤其合我的口味。《海峡》是歌颂津轻海峡隧道建设者的影片,把隧道建设的艰辛和建设者的坚韧精神描绘得很到位。高仓健在这些影片仍是一贯的杜丘式冷面孔,面无表情作深沉状,他的走红让很多人误以为“玩深沉”可赢得异性的好感,于是东施效颦,不亦乐乎,直至今日仍有人乐此不疲。
  
  《人证》。在80年代初,像《人证》这类剧情紧凑、紧张刺激的破案片尚不多见,轰动程度不亚于或者仅次于《追捕》,《人证》的热映带动了森村诚一作品的流行,原作《人性的证明》以及《野性的证明》、《青春的证明》迅即出版并畅销。插曲《草帽歌》深情款款,婉转动听,风行至今,当下没看过《人证》的年轻人对这首歌也不感陌生。
  
  《砂器》。早在1979年,我就读到了松本清张的推理小说《点与线》,大为着迷,《砂器》是第一次看松本清张的电影,剧情设计得有点问题,悬疑度不够,不过整部影片被一股悲壮的情绪所推动,令人动容,带有古典风味的音乐尤其出色。丹波哲郎饰演锲而不舍的警察,这位名演员戏路很宽,从达官显宦到贩夫走卒都胜任有余。
  
  《阿西们的街》。日本大企业周围都有星罗棋布的零组件供应商,《阿西们的街》如实描绘了这些小企业的甘苦,这些家庭作坊似的小企业在同业的竞争和上游大企业的压迫下,艰难地求取生存之路。影片的叙事有些凌乱,不过中国观众感兴趣的是日本当代年轻工人的日常生活,他们自组摇滚乐队的热情尤其吸引了年轻的观众。电影中有一首插曲极具动感,我曾在现场看过本土歌星翻唱这首歌(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当年很红的张行),当场的景象可用一个词形容――“万众欢腾”,热闹极了。
  
  《啊,野麦岭》(两集)、《华丽的家族》和《金环蚀》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和资产阶级腐朽生活。《啊,野麦岭》展现了底层女工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境遇,作为弱势群体,她们为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工资,在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为资本家卖命,付出了青春和健康,最后落得悲惨的结局。《华丽的家族》和《金环蚀》全面披露了在日本这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野心勃勃的垄断金融资本家如何肆无忌惮地吞噬国有资产,企图用资本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和社会发展的方向;贪污腐败的官商黑恶势力如何勾结成一个个利益集团,狼狈为奸,黑箱作业,强取豪夺国家和民众的财产,为牟取暴利不择手段……这三部影片展现的黑暗画面触目惊心,发人深省,记得我们当时很庆幸,幸好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绝对不会像日本那样容许官商黑恶势力横行,让底层人民受苦受罪,对此我们有坚定的信心。
  
《姊妹坡》。一部极度唯美的文艺片,讲述一家四姐妹的人生故事和情感纠葛,大姐在父母突然过世后,不愿结婚,独自照料三个领养的妹妹长大成人;个性独立的二姐不幸得了绝症,在生下一子后与爱人一起从容离开人世;大学生三姐的爱情因为门第不配受到男友家人的冷眼,后与姐妹们分别,跟随生母生活。影片最后,大姐与一直等待她的男友带着二姐的儿子在姊妹坡上散步,就像多年前父母带着她们四姐妹那样,念着同样的儿歌“一二三四,什么坡,姊妹坡……”
  
  《姊妹坡》以“章”作为段落,结构清晰,叙述流畅,从始至终弥漫着悲凉、惆怅的情绪。几位演员都算大牌,浅野温子和富田靖子演活了二姐的自尊自强、小妹的活泼开朗,三姐泽口靖子因为角色较弱,不那么讨喜。饰演大姐的绀野美沙子,后来参加演出了中日合拍的《没有下完的一盘棋》,饰演大姐男友的竹胁无我曾主演电视剧《姿三四郎》,80年代初在中国引起收视高潮。1993年,本地的有线电视系统忽然开通卫视中文台,在该台那一年播出的日本偶像剧中,我看到了浅野温子的《101次求婚》和泽口靖子的《孤身走我路》,隔了好几年再见两位姊妹,居然都不显老,浅野温子的角色还是那么可敬,泽口靖子还是那么不讨喜。
  
  80年代中期,我们正是热爱文艺的年纪,因为资源有限,很少看到像《姊妹坡》这样正宗的文艺电影,如此感伤缠绵的小资情调,不由分说地打动了我和我的朋友们。我有一位朋友,沉迷于《姊妹坡》营造的意境里,竟一连看了十遍之多,至今一把年纪了,还是念念不忘。现在看,《姊妹坡》不算是经典影片,它只是我们青年时代的一个烙印,年轻的时候如此喜欢一部影片,也算是一种幸福。
  
  80年代的日本电影还让中国观众认识了不少栗原小卷、中野良子之外的女星,我看过的明星电影包括山口百惠的《绝唱》、《风雪黄昏》,药师丸博子的《w的悲剧》,松坂庆子的《蒲田进行曲》,田中裕子的《火红的第五乐章》,樱田淳子的《白衣少女》,等等,都是好看的影片。此外,还有“寅次郎”系列,“片山刑警”系列,“钓鱼迷”系列,每个系列我应该至少看过一部,时间太久远,人物和故事混淆,已经记不清楚细节了。
  
  80年代,日本电影持续地引进,和同时引起的日本电视剧一起成为中国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中国观众对日本的现代化和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已习以为常,不再像早几年那么好奇。对中国观众来说,70年代末到80年代引进的日本电影(包括一批高收视的日本电视剧),提供一个近在咫尺的参照系,让我们醒悟到错过了发展的机遇是多么不可饶恕,也提供了一个前方的目标,让我们认清脚下的路在朝向哪个方向。
  
  关于日本电影,还有一事值得一说。好像是1985年,附近的一家小电影院无预警放映那三部著名的日本军国主义内参片――《军阀》、《啊,海军》和《山本五十六》,没有预告,没有宣传海报,只是售票窗口上方的小黑板上用粉笔标记片名、时间和票价,幸亏我年轻时眼神够好,总算没有错过这三部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的内部电影。一口气看完,我的感觉是,日本人不服输,就算服输也只是表面上服给打趴他们的美国人,对中国肯定不服,野心仍大大的有。最近这十年来,我又看了十几部日本二战片,更坚定了我的想法,我以为,以日本人在电影中表现出来的心气儿,未来,未来的未来,为了争夺土地,争夺资源,中日之间肯定会有一战,甚至几战。日本人战后发奋图强,迅速崛起,就是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我们呢?我们准备了吗?准备好了吗?


 80年代译制片的主要来源为西欧电影,大部分来自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娱乐片为主,由于当时国产的娱乐片不是一般的差劲,好莱坞的娱乐大片又暂时进不来,这些西欧影片就喧宾夺主,满足了中国观众的娱乐需求,虽说是商业影片却也不乏佳片,以下即简单回顾几部由知名影星领衔主演的作品。
  
  《老枪》。相信很多当年的观众都很欣赏这部影片,一个普普通通老老实实的法国医生,家人被德军杀害,于是拿起枪来报仇,一个人一杆枪,杀了个痛快,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编导处理得极为精致,既紧张又感人,和平日子里的幸福生活不断闪回,片头片尾,一家人骑车出游的画面前后呼应,增添了影片的悲剧意味。
  
  我记得当年看《老枪》的时候,一边看一遍琢磨,如果换了我来拍这样的题材,会拍成什么样子?应该不会如此强调个人英雄主义,打击敌人的不应该只是一个人,而应该是一群人游击队长,老少游击队员,当地镇长,女民兵,德高望重的老大爷或老大娘,还有童子军……发扬集体主义精神,互相配合行动,挖地道,布地雷,引来德军进村聚而歼之,再去烧德军的炮楼,解放德军占领的县城,片尾想起雄壮的“马赛曲”或“戴高乐将军之歌”,胜利的游击队员在歌声中继续前进……
  
  《老枪》的两位主演都是欧洲的大明星,罗密.施奈德的戏份不多,《老枪》上映时尚不引人注意,要等到《茜茜公主》系列上映后才中国红极一时,家喻户晓。法国影星菲利浦.诺瓦雷以精湛的演技撑起了整部影片,让当年的观众的大为叹服。20多年后,菲利浦.诺瓦雷主演的《天堂电影院》和《邮差》征服了下一代观众,时过境迁,《老枪》的观众未必看过《天堂电影院》,而《天堂电影院》的粉丝恐怕不知道曾经有个电影叫《老枪》。
  
  《蛇》。《蛇》可算是冷战时期间谍世界的微型百科全书,东西方间谍机关勾心斗角,花样百出,种种匪夷所思的手段闻所未闻,大开眼界。记得我在看《蛇》时,内心不无惶恐,《蛇》里介绍中央情报局的庞大、专业、无孔不入,还有现代科技装备,令人悚然而惊。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凭那些国产反特片透露的本事,我们的安全机关能行吗?
  
  《蛇》的叙述方式也让人惊奇,血淋淋的间谍战,既没有刀光也没有剑影,却从头紧张到尾,完全是心理战,一方面,克格勃和中央情报局在斗智,另一方面,编导和观众斗智,不断把观众的猜测思绪引向歧路。在《蛇》里,菲利浦.诺瓦雷饰演法国情报局长,没有多少光彩,光彩在两位好莱坞巨星身上,尤尔.伯连纳和亨利.方达,这两位巨星抢尽风头,特别是尤尔.伯连纳,《蛇》不是他的代表作,还是用那个时尚术语来形容,这位光头巨星的“气场”,实在是强悍得令人瞠目。影片最后,完成任务的苏联间谍潇洒地离去,尤尔.伯连纳缓步越过边界桥,几个等候的苏联军官向归来的英雄敬礼,那一幕震撼人心。看到这里,不免好奇,西方竟然制作如此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影片,是不是表达了某种另类的自信?
  
  《虎口脱险》。超级经典的电影,经典的故事,经典的人物,经典的台词,经典的演员,经典的配音,如果算经典指数,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虎口脱险》或许是80年代译制片的经典之最。观众经久地热爱《虎口脱险》,主要是因为它的幽默,不中听的说,《虎口脱险》过于幽默了,幽默到令人发指。严肃的反法西斯题材竟然编排得如此轻松搞笑,绝对超出了中国电影人的想象边界。《虎口脱险》那个可爱的小老头,路易.德.菲奈斯,演过无数喜剧,喜剧天分出类拔萃,几年后,他主演的另一部喜剧片《疯狂的贵族》上映,不再引起《虎口脱险》式的轰动,在中国观众心目中,《虎口脱险》不可复制。


  
 《卡桑德拉大桥》。2003年,在非典的日子里,我总是想起多年前看过的《卡桑德拉大桥》,原本已经模糊的故事情节、人物和种种细节,随着局势的紧张居然越来越清晰,心里也越来越惶惑,就像那列火车上的乘客,骤然遭遇事变,不知道载满病毒的火车驾驶向何方,前方有没有卡桑德拉大桥,结局会怎么样。我特别记得《卡桑德拉大桥》的一个场面,火车被北约军方控制,旅客们惊恐不安地看到站台上布满身着防化服、荷枪实弹的军人,他们包围了火车,把窗户封住,播音员用各种语言宣读警告,声调庄严又刺耳......
  
  《卡桑德拉大桥》里巨星云集,意大利的索非亚.罗兰和好莱坞巨星艾娃.嘉德纳,中国观众第一次见到这两位超级女星,当年42岁的索非亚.罗兰风韵犹存,一举手一投足都是一副巨星架势。54岁的艾娃.嘉德纳比较惨,演一个老态龙钟的贵妇人,丑陋不堪,看不出年轻时的风采。影片中还有后来遭遇杀妻官司的橄榄球巨星辛普森,好莱坞影星马丁.西恩(《现代启示录》的男主角),表现最出色的是英国影星理查德.哈里斯,他演的医生没什么派头,全靠语言和表情控制场面,令人印象深刻。后来,在《野鹅敢死队》中又见到了理查德.哈里斯,与著名的理查德.伯顿、罗杰.摩尔(007)飙戏,丝毫不落下风。
  
  《茜茜公主》三部曲。有人说,看电影就是做梦,做一场别人为你设计好的大梦,罗密.施奈德主演的《茜茜公主》三部曲(《茜茜公主》、《年轻的皇后》、《皇后的命运》)就让观众做了一场梦,电影里有太多童话般的梦想元素皇帝和公主的艳遇,一见钟情的爱情,辉煌的大婚典礼,上流社会的腐烂生活,维也纳、巴伐利亚和多瑙河两岸的美丽风光,皇后的魅力与意大利、匈牙利的臣服……这三部电影如此华丽,如此浪漫,让当年的中国观众如痴如醉,下意识里同做一场春秋大梦。我还记得当时看完第一部后,无比欣赏公主的父亲马克斯公爵,这位老兄,不愁吃不愁穿,一位贤惠的夫人,一大堆孩子,一大群狐朋狗友,吃喝玩乐,无忧无虑,简直是人间神仙,过一辈子这种逍遥日子绝对是不枉此生。
  
  《最后一班地铁》。1987年夏天,我在北京东四附近的一家电影院等到一张退票,幸运地看到了《最后一班地铁》,在看这部电影之前,听说过特吕弗的名头,但不知道他有多厉害,看完之后佩服得五体投地。以我当时的欣赏能力,《最后一般地铁》近乎完美无缺,特吕弗把一部寻常的三角言情片拍得如此温暖、感人,让人回味再三,颇有颊齿留香之感。
  
  《最后一班地铁》里雍容华贵的凯瑟琳.德纳芙对中国观众并不陌生,之前已经上映过她主演的《总统轶事》,一部无聊又好玩的政治电影。在这两部影片中,德纳芙的表演含蓄、细腻,情感控制得很到位,波澜不惊,从容不迫,确有法国电影女神的风范。dvd流行之后,我又看了若干她的其他作品,发现她的表演风格变化不大,有点类似高仓健,都是同样的“扁平型”面孔,这可能跟她的运气有关,总是碰不到能让她拓展表演空间的另类角色。


  
  《英俊少年》。这部西德影片描写一个少年如何营救蒙冤入狱的父亲,如何与疏远的外公恢复关系,赢得外公的支持,最后阖家团聚,甚至还给父亲找到了未来的伴侣。整部影片拍得生动、幽默、风趣,浓郁的亲情尤其动人,特别打动了刚从冷漠的文革年代过来的中国观众。80年代的电影观众应该都知道《英俊少年》,就算没看过,也听过那几首流行一时的插曲。当年没有排行榜,以我的观察,那几首悠扬好听的歌曲绝对是排行榜第一名的分量。
  
  《英俊少年》中有个细节让我难以忘怀,当演到父亲入狱,关进一间单人房,镜头缓慢地扫过整个房间舒服的单人床、桌上的电唱机、暖气管道、壁橱、书架、抽水马桶……当镜头扫过抽水马桶,全场一片惊呼,坐在我旁边的一位长者,盯着屏幕轻声地说敢情人家西德的牢房比我们家还舒服啊!当年,没有几个老百姓家庭用得起抽水马桶,很多人甚至从没见过那玩意儿。
  

来源: 数帆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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