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eniawski - Concerto no 2 en ré mineur - Ida Haendel



       是的,在那个春雨霏霏的下午,我目送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小巷中,突如其来的直觉告诉我,也许再也见不到她了。
 
       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过客
       相逢有时只是一种想象
       在没有丁香的雨夜
       穿过小巷也穿越时光

       1990年,我找到工作后搬到郊区,开始漫长的美国普通人生活。第一个住所是一个花园式公寓,四幢两层小楼围起一大片绿野芳菲。那是一个宁静而茫然的夏天,公寓面对花园那一边是一扇落地窗,我经常在黄昏时分,看着窗外发呆。波澜起伏的八十年代结束,我也随命运的河流飘到了美国。忽然进入周围都是金发碧眼的世界,忽然变成上班族,每日有条不紊,周而复始。


      从某一个黄昏起,我看见一个人在花园里缓缓散步,远远望过去应该是位东方女性。不久我就发现她很守时,几乎像康德一样,晚上七点钟出现在花园里。有一天我下楼抽烟,和她打了个照面。出国近十年,练出一看东方人的表情与衣着就能判断从哪里来的本事。我和她打招呼,接着就问了一句:“你是大陆来的吧?”她一说话,我就知道她不仅来自中国而且来自北京。那时候一出大学门到了郊区,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就非常少见,所以一见之下,竟有一点亲切的感觉。


       同在天涯,又是近邻,自然就来往得多了起来。如茵从来没有告诉我她的年龄,她身材结实,皮肤姣好,看上去年轻,但是目光和眼角却透露出几许痕迹。

       她平时话不多,说话很客气,显得很有教养但是也有效地保持了距离。第一次聊天我就知道她曾经住在大佛寺一带,离我小时候的家很近。说着说着不免问到她父母,她幽幽地说他们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对话一下子卡壳,停顿了一会儿,她说起别的,我也就从此再也不问她家里的事情了。

      有一天在楼道里碰到她,她说“昨天晚上听见你在放维尼亚夫斯基第二小提琴协奏曲了,是不是韩黛尔拉的?”我大吃一惊说你太厉害了,竟然听得出是哪个小提琴家的版本。如茵说自己站在楼下听了半天,文革前在家里听唱片,这张特别熟悉。大佛寺地处东城的腹部,不乏深宅重院,是各朝各代形色人等混居之地。一个不起眼的人,身世也可能像胡同里的井一样深,所以我从小习惯不去打听。


       80年代来美国的中国人途径相当单一,基本上都是留学出来的。如茵却不是,关于什么时候到的美国她一直语焉不详,她在做什么我也百思不得其解,除了在附近的社区学院学英语以外,她好像什么都不做。她告诉我她是作家,老公还在国内,一时半会儿出不来。她手头没有自己的作品,多年以后我在网上谷歌她的名字也查不到,大概是另外有笔名吧。不过当你认识一个人以后,读不读她的作品有时候也没有那么重要。
 

 
       郊区小镇很安详,刚刚进入朝九晚五的我,偶尔会觉得心里空空荡荡,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就从中文图书馆里借回来几十本武侠小说。

      我原本并不太喜欢古龙,这一年却不仅仅是他的作品,而且读遍了温瑞安,那种不合逻辑的孤绝或许契合当时的心情吧。二十多岁时非常喜欢的索尔·贝娄,当我来到了他所在的城市,竟然再也不想去读了。曾经以为是非常荒诞的小说,其实只不过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而我的人生轨迹,总是通往意想不到的方向,有时就觉得现实比小说还要荒诞。


       武侠小说看多了,总不免有一点负疚感。到美国时间还短,想提高自己英文的紧迫感颇强,就经常去借电影录像带看。小镇图书馆电影很多,除了旧日经典还有不少纪录片是我爱看的。有时借到一部觉得不错的电影,会邀如茵来看,她会带一点零食或者水果,看完电影聊一会天然后回去。

       在一个风雨之夜,我租了一盘第一次在奥斯维辛实地拍摄的电影《魔鬼集中营》,写一位希腊犹太裔拳王和难友拳击供纳粹取乐,看完真实而暴力的镜头,打开房间里的灯,我看到如茵脸色发白、饱含泪水。我问她是否OK,她匆忙地站起来跑到厕所里呕吐,然后就打开公寓门冲了出去。过了几分钟我打电话问候,她说已经没事了,对不起。我说应该是我道歉,让你受刺激了。
 
       那以后有一段时间我没有见到如茵,再见到她时身边站着一个魁梧的男人,她介绍说是她老公。里程很健谈,为人外场豪爽,就是说话声音有些尖细。攀谈之下,原来他是八十年代文化界小有名气的人物,只是我孤陋寡闻不知道罢了。

       文化热嘎然而止,圈中人天各一方,里程也费尽心力到东部的一家大学当访问学者,想第二年去读文化人类学的博士。他生长在部队大院,15岁就去当兵,后来从部队直接考上大学,一路顺风顺水,腰板笔直,充满自信。在大学读哲学系的那几年,正是百废俱兴、新思想纷至沓来的时期,里程不仅接受的快,而且兼具写作能力与行政能力,毕业不过两三年,就写出了一本论弗罗姆《逃避自由》的专著,然后转向翻译介绍福柯,当上了一家地方高校的外国哲学教研室主任,跻身于知名青年才俊的行列。


       里程和我一见如故,有几个晚上聊起文史哲,一直聊到夜里一两点。他口才很好,交谈时身体微微前倾,目光直视对方,很认真很诚恳的样子。说了些什么大多记不得了,只记得我曾经告诉他,美国的人文类博士很不好拿,拿到博士后出路也很渺茫。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家属一共有八万多人,有一天晚上酒喝得爽了满嘴跑火车,一致预言二十年后我们这拨人一定会经济地位上升,文化水准下降。微风习习的夏夜是柔软的,如茵时不时给茶壶蓄些水,笑盈盈看里程和我抢着说话,仿佛看着两个大男孩。
 
       夏天过得很快,天气转凉的时候,他们开着那辆排气管轰轰作响的1983年日产桑德拉去了东部。临行时,如茵将她养的两盆花留给我,我说我可是什么都养不活的,她说你只要记着每星期浇一次水,多晒晒太阳它们就会茁壮成长。里程帮着把花盆放到我房间里,然后他们就开车上路了,离去的时候,我看见早晨的太阳落在他们脸上。
 

 
       不住在一个城市,很自然联系就逐渐减少,从开始偶尔打电话聊天,到每年寄一张圣诞卡要不了几年工夫。九十年代固定的电话号码或者电子邮箱还不普及,一换往往彼此就失去了联系。我年轻时是不习惯煲电话粥的,八十年代末将大部分信件付之一炬以后也不再写信,不知不觉间和许多朋友断了音信。和里程、如茵夫妇本来就是短暂的萍水相逢,不久也就各自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我在上世纪末的四月走在江南小镇,那里春风沉醉,灯红酒绿。出差的时候,我会向同行的老外解释“感情深,一口闷”是什么意思,他们大多表示理解,偶尔有人会问中国是不是同性恋也很多。办成事总在酒酣耳热后,所以九十年代回国时每日黄昏以后的时光,大多在餐馆、咖啡厅、茶馆和歌厅里消磨。


       有一天接待我的陈总带来了另一位客人林总,据说也是从美国回来的。杯盏之间,他提到佛吉尼亚州的一个小镇和那里的一家大学,我灵光一闪:“你认识里程吗?”他说当然了,还在一起打过扑克呢。林总告诉我里程已经海归几年了,听说是在北京做生意。我问他如茵在哪里,他说不清楚,只知道没有回来。

 
       八十年代的青年学人有一大半都在九十年代下了海,听到里程放弃了文化人类学,我没有半点惊讶,只有一丝感叹。我自己在不少朋友回国发展时,选择回到美国,恢复平淡清闲的日子。生活如牌局,也如一张张黑胶唱片,沉浸其中时不觉得,一回首过得飞快。四分之一世纪后,我领悟到无论在怎样的时空,音乐与文字永远是心灵安放的方舟。不知不觉间,我又回到了游走在人群边缘的文人墨客之中,虽然不再抽两毛八一盒的迎春牌香烟,散装二锅头也早已成绝响。
 
       在七九八的一个现代艺术展上,我偶遇里程。一开始我没敢认:他已经满头白发,身体发福,旁边站着一位少妇,牵着一个学龄前儿童。是他先叫出了我的名字,我们激动地握手拥抱,就像老友多年重逢,也确实是二十多年没见了。他向我介绍了他的妻子和孩子,然后说,兄弟,找个日子哥俩喝一杯聊聊。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请我在金融街附近一家看上去很有档次的餐馆吃饭。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包间里,抿着法国红酒,互道别来经历:他的淘金岁月已经收手,娶了年轻的娇妻又晚年得子续上了香火,外人看来应该是很圆满的吧。

       酒足饭饱之后,回忆起当年坐在从跳蚤市场买回来的旧沙发上喝威士忌,里程忽然说:还是八十年代到留学之初的那几年最美好!他问我是否听到过如茵的消息,我告诉他没有,也不知道她如今在哪里。里程长叹一声:“其实我这辈子最爱的还是她,不过也最受不了她。”他加重了些语气:“你知道吗,她有时候简直不是女人!”我忽然感到,人一说到自己私密的事情,往往语言很匮乏,而且表达得很含糊,不过我也不想去问、去确认他到底想说什么。


       那天晚上他追溯了自己的一生,告诉我许多私人的事情与感受。我想恰恰是因为我们彼此并不熟悉,人生路上也不曾交集,他说起来反而顺畅自如。很多时候,故事叙述的视角和语言本身也成为故事的一部分。里程的目光还是很真诚,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真诚地说出自己的时候。我也是一个中国男人,很自然地就理解了故事背后的追求与获取、成功与茫然、占有与失落。他一边说着,我一边走神地想:也许我们真的开始老去,青年时代汲取的思想与新知,往往敌不过被成长环境植入的基因。


      不知道为什么,我更关注里程提到如茵的时候。他告诉我他们九十年代中期就分手了,如茵坚决不肯跟着他回北京。我也第一次知道,如茵曾经目睹她的父亲倒在地上被拳打脚踢,大人把她带离现场。等再一次看见父亲时,是躺在门板上已经没有呼吸了。里程说起这一段也微微激动,他说当年他很难过自己终究没有能力让如茵快乐,她始终不曾走出记忆的阴影,在八十年代最后一个冬天不顾一切地到了美国。他心甘情愿的追随她,几年后却发现这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几次话到嘴边,但是最后我没有告诉里程。那是南锣鼓巷还不似现在这样热闹的时候,星星点点开始有一些私家小餐馆,有些时光的陈旧,也有些隐密感。狭小陡峭的楼梯,只能容得一个人行走,吱呀作响,楼上也是三张四人坐的小桌,就已经相当拥挤。我12点半准时到达,等了半个小时朋友来个电话,把我放了鸽子。饭总是要吃的,我自己点了两样,要了瓶啤酒,和老板聊天。中午生意清淡,年轻的老板听口音是江浙人,说话软软的不紧不慢。他是个名牌大学生,毕业后漂到北京,做了几年IT,喜欢又学了些烹调,就开了这么一家私房菜,客人大抵是文人、艺术家、年轻白领、还有我这样的海外游客。


       楼下的门铃响了,老板匆匆下楼去,隐约听见他在打招呼:“您怎么来了?”楼梯响起脚步声,我下意识瞄了一眼,一个中年女人正在升起,我一眼就认了出来:“如茵!”


       她瘦了许多,光阴的皱纹也就更加清晰。我再一次感到她目光中的笑意,但是笑意背后,好像多了一点宁静的清明,无悲无喜。说到自己时,她也很平静,仿佛在说别人的事情。她告诉我对里程她很感恩,也很理解他会选择离开:对于男人说来,事业与成就感是最重要的。我问她这些年做了些什么,她说她曾经读了一个教育学硕士,之后当了几年乡村女教师,最近又念了神学院,毕业后做什么就交给命运安排吧。很多年没有回国了,这次回来是因为她唯一的哥哥突然去世。她帮忙安葬了哥哥,把原先寄存在他那里的东西处理,过两天就要回美国了。


       “这样倒也清静,在这世界上我从此真的是一个人了。”如茵笑盈盈地对我说,我听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她提了一只大旅行包上楼来,打开包拿出一大摞旧书。“这些都是我以前爱读的书,如果你喜欢,拿两本去吧,反正我以后不会再读它们了。”我翻了一下,都是诗和小说,其中一本是我十五岁时最喜爱的《戴望舒诗选》。
 
      和如茵在小雨中道别,轻轻拥抱了一下。从那以后,不曾听到她的消息。

文:李大兴

(作者系作家,现居美国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