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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北者手记》:朝鲜脱北诗人张真晟逃亡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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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14 07:26: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朝鲜]张真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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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在韩国独自承受艰难的时候,总会想起因紧张和恐怖而呼吸急促的脱北瞬间。自由民主主义国家连舍弃国籍都被允许,自然难以理解脱北究竟是多么危险的决断。北朝鲜,如果不是感觉自己生不如死,我也不会轻易逃跑。如果被抓获,那么不仅自己,整个家庭,甚至所有的亲戚都将面临比死亡还要痛苦的危险。

2004年一月,正是北方滴水成冰的寒冷季节,我和朋友抵达了国境线。初步计划是躲藏进深山密林,待到国境警备队员过去之后,我们再渡过图们江。然而抵达现场才知道,山固然很高,却没有可供栖身的树林,甚至一棵树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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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图们市与朝鲜南阳郡隔江相望,建筑为朝鲜哨所。摄影:薛舟)


我和朋友从未离开过平壤,如今站在数千里外的国境线上,简直与睁眼瞎无异。我们沿着图们江走了不下百里,苦苦寻找合适的逃跑地点和机会。夜里十点左右,天色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在夜色中放大了胆子。刚刚走近江边,突然有人高喊:“举起手来!”草丛里竟然冒出了士兵。

这时,朋友条件反射般紧紧抓住我的胳膊,这让我更加战栗不安。也许是担心被打倒,那个士兵吹起了哨子。哨声一响,周围不远处立刻亮起五六只手电筒,齐刷刷地朝我们跑了过来。根本不容辩解,我们被枪口推搡着走进国境警备总局6中队的隔离室,最显眼的是铁窗隔开的小型监狱和悬挂的手铐。

“深更半夜,您怎么会接近图们江啊?请出示身份证和通行证。”朋友是北朝鲜特权阶层的儿子,平生第一次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早吓得浑身剧烈颤抖,谁看了都会相信他是脱北嫌疑犯。

“首先,这位朋友太冷了,让他先暖暖身子吧。”

我把手伸进口袋,准备掏出身份证,却摸到了怦怦直跳的心脏。中队长接过皮套上刻有党徽的身份证,立刻惊讶地站了起来。这位军官长期在国境沿线担任中队长,恐怕也是第一次见到印有党徽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大红印章的身份证。

朝鲜最高层的身份证是金箔镌刻的党身份证和印有国徽的内阁身份证。其中,党徽又象征着朝鲜绝对权力机关朝鲜劳动党的身份,这让无所不能的枪口也变得恭敬起来。另外,党统战部又被赋予了对南特务工作的特殊性,更让手握赤化统一武器的士兵感到神秘莫测。即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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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们江畔的中国界碑。摄影:薛舟)


“您为什么接近国境?”

中队长上上下下打量着我,问道。他似乎怀疑我略显稚嫩的年龄与身份证的厚重不符。

“我本来要去茂山市党组织做干部工作,天太晚了,又冷得厉害,我就想找个军营,睡一觉再赶路。”

“不对吧,您的脚都踩进江里了!”

突然,刚才查处我们的倒霉鬼士兵大声喊道。我断定,这样的时刻胆量比什么都重要。

“你这个笨蛋!竟敢拿枪口对着我?刚才要不是忍住,我真想揍你一顿!”

中队长做出简短的指示。

“打电话给茂山市党组织,问问统战部是否有人来做干部工作。”

我感觉浑身瘫软了。朋友正在火炉前搓手取暖,这时抬眼看了看我。

他的眼神仿佛在说,完了。天啊,想不到还有这样的事情!

“中队长同志,停电了,茂山市党组织电话打不通。”

听到这句话的瞬间,大难不死的希望从脚底油然而生,直冲头顶。

“那就明天确认吧,先让我们睡会儿觉!喂,中队长?我们困了!”

这时,好像要巡查交接,一个分队涌了进来。相互打听怎么回事的士兵中间,有个挂少尉肩章的军人仔细观察,然后晃着身份证喊道:

“哇,你要是在这里上班的话,应该认识吴光一吧?”

吴光一?我努力搜索记忆,这时朋友抢着说道:

“你是说金策市的吴光一?他爸爸是金策市党组织的责任秘书,对吧?”

小队长听了,立刻满脸红光。

“对啊,对啊。中队长同志,那个市党组织责任秘书的儿子是我朋友。”

中队长的脸上交替闪过怀疑和信任的神色。他轮番打量着小队长和我的朋友。我知道这是天赐良机,连忙提高嗓门儿说:

“吴光一真是你朋友吗?朋友的朋友来了,难道不能让我们在这里睡个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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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们江对岸的朝鲜建筑物,疑似军营。摄影:薛舟)


我不给中队长思考的机会,连忙从背囊里掏出香烟和酒。那天我故意喝了三杯酒,却毫无醉意,身上盖着小队长的被子也没有睡觉。巡查交接每个小时都要轮换,每个走向哨所的士兵都会全副武装,除了实枪实弹,还有手榴弹。第二天早晨,我们接过小队长写的友情信件,出发了。对于只相信隐秘黑暗的我们来说,兵营里度过的警惕之夜真的令人绝望。突然,朋友问道:

“我们真的返回平壤吗?”

我们无精打采地坐在图们江边,小山包的铁轨上,面面相觑。

“我们已经三天没上班了。这个时间,平壤那边早就报警了。党的规定你应该知道!现在,绝对不能回去!”

“有办法吗?”朋友好像在问有没有放弃的办法。

“办法就是异想天开。不要赶在夜晚,士兵们监视我们的时候,而是要选在白天,这样我们就可以反过来看到他们了。现在就冲!”

仿佛约定好了似的,我本能地观察中国方向,朋友飞快地察看朝鲜这边。

“没看见军人,数到三就跑!”

“一、二、三!”

我们相互对视一眼,开始悲壮地数数。刚刚站起来,我们就失败了。
问题不在军人,而在于我们自己。认识到这个事实,我和朋友只能深深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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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遥望朝鲜,群山连绵。摄影:薛舟)


默默地过了十几分钟,国境线的寂静仿佛为我们充了电,重新积攒的胆量在催促心脏。终于,我们无声地抓住对方的手。确认到对方体温的瞬间,感觉我们正并肩站在命运的尽头。啊,不!我们都知道,这是再也无法回头的行动。我们同时冲了出去。很快,我们跑上了坚如磐石的图们江冰面。心脏好像要炸裂。这是梦寐以求的瞬间,也是付诸行动的瞬间。每跑一步,冰面上都会发出嘈杂的巨响,仿佛我们在扣敲命运之门。

正在这时,身后好像传来谁的叫喊声。

“快看啊!抓住他们!”

我本能地回头张望,不由得瞠目结舌。我们跑来的地方,数米之外的拐弯处就有一队士兵持枪而立。我们竟然是在士兵们手按扳机、枪口瞄准的情况下奔跑,想到这里,我感觉后脑勺滚烫如火烧。死定了!不,不能死!我们紧盯着远处不知名字的中国山丘,相互扶持,相互依赖,继续狂奔。

每一脚落地都像没有骨头似的松软无力,伸出另一只脚也是这样。山越来越近,我根本没有勇气回头张望,仿佛穷追不舍的拳头也越来越近。奔跑的时候,奇怪的是愤恨直冲脑门,超越了恐惧。这才几米的江面啊,我竟然都无法越过,直到今天还像牲畜似的活在朝鲜!这短短的几米,难道不正是残酷的人权差距吗!不过是跑了短短的几米,我怎么感觉自己好像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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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们口岸。摄影:薛舟)


终于看出与朝鲜的不同了。趴在林木葱郁的中国山麓,确认朝鲜士兵没有跟来之后,我们紧紧拥抱,热泪盈眶。真想大喊一声,我还活着!可是转念一想,我们逃奔而来的别人的国家,竟然比驱逐我们的祖国更值得感激,更有恩情,立刻又觉得沮丧,终于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们努力镇静狂跳不已的心脏,最后看一眼已经离开的朝鲜土地。朋友抓起石头,用力扔了出去。

随后,朋友仿佛从林木葱郁的深山里获得了安全感,豁然张开双臂,四仰八叉地躺在雪地上了。

“我们就在山里好好休息几天吧。哪怕现在冻死在山里,我也开心。”

我也很想这样。这里没有领袖第一主义,没有集体主义,没有国家保卫部,哪怕死在这里我也会高喊解放万岁。可是我们拼上性命跑出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生命更加珍贵,真正的逃亡才刚刚开始。这样的想法促使我猛地站了起来。

“不,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里。朝鲜会联络中国边防部队,如果我们在这里逗留久了,还有可能被抓捕。再跑会儿吧,最好是跑进市区。”

“怎么跑啊?你知道市区在哪儿吗?”

我环顾四周,视野里出现了村庄。

起先,村庄的人迹让我慌张,可是顶着枪口逃跑的自信感很快就涌上心头。

“你藏在这里不要动。如果我在村庄里被抓住,我会大声叫喊,你马上跑进山里。”

我说服朋友,现状如此,也只有这个选择了。朋友苦苦挽留,我果断谢绝,朝着村庄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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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们江畔供游客合影的石碑。摄影:薛舟)


我最早遇到的人是一位大婶。“请问!”听了我的话,大婶不作回答,而是随手指了指某个房子。

凭直觉,我知道她是中国人,而她手指的地方是朝鲜族人的家。

我推开大门走了进去。一只白狗汪汪直叫,吓得我浑身直冒冷汗。藏在山里的朋友肯定也听见了。这样的想法让我放松下来。

“谁?”

一位四十来岁的男子打开房门,探出头来。

我知道自己时间仓促,根本来不及欺骗或说服中国当地人,于是直接掏出了700美金。

也许是因为钱,也许是因为我本人,房主人光着脚跑了出来,把我拉进屋里。这个人力大如牛。

我只求他把我带到延吉市。听了我的话,他满不在乎地打开柜子,拿出皮夹克和裤子扔给我,同时用咸镜北道方言对我说:

“赶紧穿上。”

“没关系。我这是日本衣服,看起来像游客。”

“不行。你必须像当地人,否则哨所盘问的时候太引人注意。别废话,穿上吧。”

“等一等,我还有个朋友。”

“嗯?那还愣着干什么?快带来啊。”

片刻之后,我带着朋友回来,房主人已经换好了外出串门的衣服。

房主人说十分钟后巴士会到达村口,匆忙之中还不忘交代我们注意事项。

“首先,千万不能开口说话。即使公安盘查的时候让你们说话,也要假装有病,我在旁边会帮你们。即使被问到了,也要假装听不懂中国话,这边的确有很多朝鲜族不懂中国话。如果口袋里还有多余的钱,也都交给我。万一你们被抓住,我会用这个钱买通公安救你们。还有多少?”

我说没钱了,回绝了他的要求。

男人说的不错。二十分钟后,巴士准时到达。在朝鲜,首都平壤的巴士都做不到正常通勤,而中国的乡村竟然做到了,这个事实让我连连咂舌。上车之后,巴士沿着图们江岸边跑了大约一个小时,我们总是忍不住遥望对岸的朝鲜大地。光秃秃的山,恰好映出生于斯老于斯的朝鲜人民赤贫而饥饿的处境。相比之下,车上闲聊的中国农民又是多么幸福啊!他们的身上透露出发达国家人民的自由和富饶。突然,房主人转向我们这边,眨了眨眼睛。原来前方是检查站,全副武装的军人们举着手,示意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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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架大桥通往朝鲜南阳郡,路灯止处为两国界线。摄影:薛舟)


他们从后面追上来。巴士好像也停下了。我飞快地在心里盘算,公安抓捕的瞬间,应该怎样跳出车窗,又该逃往哪里。朋友耷拉着脑袋,假装在睡觉。这之前我悄悄观察过他紧闭的眼睛,发现他的眉毛在剧烈颤抖。我觉得应该让他宽心,于是故意打起了呼噜。车停了,前面传来开门声。伴随着军靴登上巴士的沉闷声音,我也感觉到了枪的重量。空气中穿梭着响亮的中国话,好像是在喊我们。越发迫近的军靴声,乘客们的骚动声……此时此刻,我要是睁开眼睛,会是什么情况?军人会不会正盯着我们?每一根头发都竖起触角,屏住呼吸,然而就在这时,关门声响起,巴士重新启动了。睁开眼睛,巴士真的在前进。后来我问房主人是什么缘故,他这样回答:

“挨个检查的话太麻烦了,所以公安就上车扫一眼。他们的目的是查出脱北者。脱北者脸上的皮肤就和我们不一样,也许是长期漂泊的缘故吧,一般来说皮肤都晒得黢黑。你们两个的皮肤像平壤人,跟我们差不多,所以才能蒙混过关。”

提心吊胆地走过两个检查站,我们乘坐的巴士终于驶进了辽阔的延吉市。跨过图们江的时候固然紧张,后来体验到的起起伏伏早已让我浑身大汗淋漓。总算进入市区,公安也很难找到我们了。现在,我们藏进了十三亿中国人的怀抱里!我激情难耐,狠狠地掐了朋友一把。他大概也是同样的心情吧,向外张望的视线无拘无束,自信满满。他似乎有意炫耀观景的快乐,指指点点,每个角落都不放过。“延边走向世界!世界走向延边!”巨大的韩文展板高高悬挂在前方。“这个中国的小村庄都敢瞄准世界啊!”朋友情不自禁地发出羡慕的感叹。

   “挂起蚊帐,阻挡资本主义风!打破铁窗!”熟悉这类朝鲜口号的我更是感受到深深的冲击和感动。我再次为自己骄傲,我们逃出封锁和野蛮的决定是多么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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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4-14 07:30:06 | 显示全部楼层
下了巴士,房主人朝我们伸过手来。

“好了,延吉也到了,该分开了。你们多保重,再见。”

我却不能握他的手。

天色已黑,又是在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我们怎么办?何去何从?

“真的很抱歉,您能不能再陪我们待会儿啊?给我们介绍下这边的情况。另外,能不能麻烦您教教我们怎么不被公安抓住?”

“啊?你们在延吉没有认识人吗?那也太草率了吧?”

朋友抢先说道:

“倒也有亲戚,就是不知道怎么走。”

房主人有点尴尬,似乎很棘手的样子。他掏出手机,不知给谁打电话。

“昌龙,是我啊。我现在要带两个人过去,可能有点儿麻烦。对,对……离你那儿不远。”

我们坐上他拦住的出租车,去了延吉市某个偏僻的角落。他说这是生活困难的岳母家,然而进去看了才知道,他岳母家的生活水平要超过平壤的中产阶层。

那天,我们吃着昌龙大叔买回来的牛肉,安慰辘辘饥肠,也聊了很多。他先骂金正日是混蛋,然后便开始了滔滔不绝的演说,从脱北者的凄惨处境到遣返惨状,再到公安的抓捕,等等。

朝鲜军人为什么不开枪射击呢?

面对我们的疑惑,他说那是因为朝中国方向开枪违反国际法,并且称赞我们猛跑过江是勇敢之举。他很骄傲地说,我见过很多脱北者,拿出700美元的还是第一个,这些钱都够买个牵引器了。他又反复强调说,即使被公安抓住了也千万不要提钱的事,因为收受脱北者的钱会被处以二十倍的罚款。

听了他的话,我们知道这里还不是脱北之路的终点,于是再肥美的食物也吃不出什么味道了。这时候,昌龙大叔的手机响了。

“哦,刚才不是说过嘛,我去不了……什么?什么?真的?”

正在接电话的昌龙大叔,脸色变得很不寻常。

放下手机,他好像刚见面似的打量着我们。

“你们是杀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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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朝鲜女兵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摄影师艾瑞克·拉夫罗格(Eric Lafforgue):“我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也不知道他们要去干什么,然而当你置身农村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步行的军人,多于其他任何事物。”

面对突如其来的惊人质问,我和朋友不由得面面相觑。

“杀人犯?”

“刚才我老婆来电话说,边防部队和公安正在搜村,还说了脱北时间、服装、身高,肯定是在找你们。难道朝鲜那边发来的通报说你们是杀人犯?还说你们逃跑的时候随身带着武器?这会儿国境线上闹翻天了。”

听了他的话,我感到满腔悲愤。我们是杀人犯?即使有罪,我们也只有脱北的罪,竟然栽赃我们犯了杀人罪!

昌龙大叔往前挪了挪,平静地问道:

“不光他们通缉你们是杀人犯,我也觉得你们不是普通的脱北者。又有钱,皮肤又白净,应该是平壤人,工作应该不错,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公安的眼睛紧盯着我们,这个时候除了依靠当地人,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

我坦率地告知,我曾在中央机关工作,而朋友曾在金正日身边工作达十年之久,我们对体制感到悲观,所以投奔韩国。朋友还展示了褪色的信封。

“这是我们亲戚的地址,信是一年前的。您只要把我们送到这里,我们就非常感激。”

昌龙大叔仔细看了看地址,情不自禁地张大了嘴。

“你亲戚是大富豪啊。这地方是东北无人不知的富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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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北者手记》在韩国出版后更名为《抱诗渡江》

也许是更加信任我们吧,昌龙大叔提高了嗓门儿。

“你们去韩国的事,包在我身上。我侄子专门办这事,送你们过去也很方便。我侄子跟韩国国情院能直接通话。”

这时,电话又响了。

“什么?你说什么?你怎么这么说。傻瓜!你应该说不知道!你说知道?”

昌龙大叔脸色苍白,刚打完电话,便急匆匆地站了起来。

“快起来!公安正往这边走。他们问到了我岳母家的地址。”

凌晨两点钟,我们再次来到外面。昌龙大叔勃然大怒,大骂我最早见过的那个中国女人。他反复说了好几遍,不应该收钱,再也不帮脱北者了。

问题是来到外面,我们依然无路可走。

直到走出很远了,我看着发呆的昌龙大叔的背影,感觉他比我们的前途更黑暗。如果被抓,我们可以自杀了事,然而留给他的却只有不安和后悔的痛苦。

“啊,对了。我们去那边。”突然,昌龙大叔喊道。

原来他岳母家对面有个空房子,进去之后可以从外面反锁。我们觉得太近太危险,不愿过去。昌龙大叔给我们壮胆说,今天晚上公安随时都会巡查,进入室内总比流浪街头安全。

“俗话说灯下黑嘛,再说房子从外面反锁着,公安怎么进去?”

我们在空房子里住了三天。大叔让我们务必等他,因为他远在韩国的侄子很快就回国。他趁着黑夜给我们塞进来一天三顿饭,都是面包。他又问我们,还是去富人亲戚家吧,那儿应该更舒服吧。

我们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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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朝鲜开设于宁波市的柳京饭店发生了朝鲜员工集体出逃韩国的事件

我们的身份已经在6中队暴露了,三天时间,中国公安肯定从朝鲜那边获得了足够详细的资料。昌龙大叔不过是带路嫌疑人,现在连他岳母家都被公安掌握,那么逃犯的亲戚家肯定也会列入搜查范围。大叔听了连连点头。

那天,我们又聊了很多有关朝鲜的故事,也说到中国乡村的发展面貌。我在嘈杂的中国话和军靴声中睁开眼睛,急忙叫醒朋友。屏息静听外面的动静,我们不约而同地退缩到房间角落。有人举着手电筒,探头探脑地观察我们藏身的房子,一步步靠近过来。

那人粗暴地摇晃门锁,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几乎要爆炸。一个大块头男人突然闯进来,看见我们,吓了一跳。那是身穿军装的公安,足以让我们胆战心惊。看见我们是两个人,那人立刻尖叫着跑了出去。朋友正趴在地板上找什么,我用力拍打他的后背。

“干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翻越了高高的围墙。我只是追着前面飞跑的黑影,恍恍惚惚地狂奔。一边奔跑,一边不停地自言自语,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跑着跑着,也不知道跑了多久,我忽然停下脚步。那个被我当成朋友的黑影竟然是一头小牛犊!

到底去了哪里呢?我又转过身,在一条条胡同里徘徊。我逐一数着凌乱地照耀着我们藏身的空房子的十二个手电筒。这十二道光,一道都不能漏掉,这样我隐秘的行动才能相对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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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艾瑞克·拉夫罗格(Eric Lafforgue):“朝鲜的高速公路很宽而且很少有车辆行驶,飞机都可以到那里降落。你甚至可以看到孩子们在路中间玩耍。安全是高速公路面临的主要问题,因为孩子和老人常常注意不到车辆,他们经常无视正在行驶的车辆随时横穿公路。有时候在高速公路上你只能看到部队的军车,大多数停在路边,因为抛锚了。亦或看到隶属于朝鲜政府全新的奔驰汽车呼啸而过。

朋友刚开始跑的时候,我还弯着腰四处徘徊,查看逃跑方向。也就是这个时候,我听见了动静。回头一看,手电筒的光芒已经距离我很近了。慌乱之下,我藏到了一头来回踱步的黄牛背后。

公安和我之间的距离只有五米了。我吓得大气不敢出,唯恐伸到黄牛肚皮底下的双腿被他们发现。也许是察觉到了我的存在,黄牛开始跌跌撞撞地躲避,躲避不成干脆奔跑起来。无奈之下,我只好跟在黄牛后面猛跑,身上被荆棘刺破了好几处。

总算躲过了眼前的危险,这时天色已经发青。天快亮了,我也看见公安的面包车终于开走了。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没穿袜子,双脚已被扎得麻木无感。我瘫坐在地,双手揉着脚掌。想到我的朋友很可能被塞进了面包车,不由得落下了眼泪。善良的朋友无力反抗,只能像牲畜似的被他们拖走,这样的想象让我伤心不已,只好用拳头不停地擦眼泪。

许久之后,我好像听见哪里传来了找我的轻微响声。我猛地抬起头来,循声望去,果然是我的朋友!他正藏身于半山腰的树后,只是探出脑袋,微笑着冲我招手。

我一口气跑了过去。站在朋友面前,我伸出拳头,使劲打他的脸和胸膛,嘴里喊道:

“还笑?你跑这么远,难道就想自己逃命?坏蛋!”

善良的朋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直到我住手,他才解释说,“我以为你跟在我后面,跑到这儿才发现你没来。”

最后,我们像恋人似的紧紧拥抱,放声大哭。一边痛哭,一边相互说着对不起。即使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状况,朋友竟然还没忘记带出我的诗集,这更让我感到深深的不安和歉疚。

那天,疼痛、忧愤和恐惧的污垢弄花了我的笔记。这正是《我的女儿卖一百元》的手稿。2008年12月9日,日本NHK电视台的九点新闻将这个笔记拍进了画面。(未完待续)

选自 “读游记” 微信号:duyouji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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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4-20 23:56:26 | 显示全部楼层

确认没有公安之后,我们趁着天黑下山,走进了村庄。

当然,我们两个都光着脚。也许昌龙大叔挨了岳母的责备,这次没让我们进去,而是急急忙忙地跑了出来。

看到我们平安无事,他显得特别高兴,让我感觉他很像我们的亲叔叔。

“你们的行李都被公安拿走了,里面有什么重要东西吗?”

我回答说里面有中文书和内衣。他又问有没有钱。

听到钱,站在昌龙大叔身后的朋友突然面如死灰。趁他还没开口,我连忙回答说:

“有钱,我带着呢。”

朋友疑惑地看了看我,仿佛在问是真的吗。恰在这时,里面传出岳母的声音,昌龙大叔进了屋里。

“你真的带着钱啊?不是放在外套口袋里吗?”

朋友走向我,半是期待半是疑惑地问道。

我拉着他走向院子僻静处。

“好好听着!我们现在一分钱也没有了,穷光蛋。但是,我们必须假装有钱。要是没有这个人帮忙,我们就完蛋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昌龙大叔拿着包袱出来了。

我们连忙挑选差不多能穿的鞋子和棉衣。

然后,我们又回到山里。

昌龙大叔交代我们千万不能点火,又说他的侄子要晚两天回国,嘱咐我们不要冻死,等他侄子回来。据说公安之所以猛抓脱北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经常有脱北者引发山火。

大叔说,他要继续留在岳母家,为了哄岳母开心,还需要更多的钱。我假装很生气,果断拒绝了昌龙大叔,并保证说你侄子回来之后马上给钱。

我和朋友怀抱着昌龙大叔送来的够喝两天的瓶装热水,裹着毯子,蜷缩在山里。

“我们彼此想象对方是女人吧。”

也许是朋友突然冒出的话太搞笑,我们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透过这短暂的笑容,我们忽然想到,生活原来如此丰富,活着又是多么美好。那两夜的人生滋味,恐怕我至死都不会忘记了。

夜色渐深了,山中的神秘开始萌动。曾几何时,元山的夜海波涛阵阵,那涛声也曾俘虏我的心。此时此刻,深山密林起伏的声音犹如生命的呼吸。苦难让我们感到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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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人人都活在自然之中,可是怀抱山风,彻夜倾听来自山顶的声音,这样的人又有多少呢?一月的寒风沿着山谷吹拂,我们不停地移动,不停地躲闪,聊着被我们抛弃的家和朝鲜的日日夜夜。

也许是这样的缘故吧,当我们双手合十,朝着星光闪闪的夜空祈祷韩国之行顺利如愿的时候,泪水情不自禁地在眼眶里打转。只要能踏上那片土地,哪怕受十年苦呢,对我们来说也是值得高兴的事啊!大韩民国像天上的星星,可望而不可即。

第二天,昌龙大叔来了,带着一个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大的年轻人。

他自我介绍说叫申光容,要求我们出示身份证。他像专家似的仔细检查我们的身份证,从日期到印章,再到印刷质量,看得一丝不挂,随后就给什么人打起了电话。不一会儿,一辆尼桑越野车开上了半山腰。

我们和昌龙大叔紧紧拥抱,算是告别,然后上了车。我们没忘说到韩国之后一定报答恩情。当然,我们没给钱。因为昌龙大叔恳求我们对他侄子保密,不要说出给他700美元的事。

越野车又神气又有劲,像年轻的申光容的牙齿。麦克风里放着韩国歌曲。也许是这个缘故,感觉我们会一路直奔韩国,势不可挡。

汽车开到了位于延吉市中心的繁华大街。对我们来说,繁华只会带来巨大的恐惧。也许光容知道我们这些日子遇到的噩梦般的状况,也许不知道,他让我们快点儿下车。稍微离得远点儿,他就大喊“快走!”走进周围遍布公安的百货商店,他竟然还大声呼唤我的名字。他目中无人的举动令我无比痛苦,简直比严刑拷打还要难受。

他在商店里给我们买了衣服和鞋子。我照了照镜子,不禁吓了一跳。我就这样站在这里吗?我急忙用双手捂着脸,说衣服不错,请他帮我买副太阳镜。光容嘴上说这样更让人怀疑,不过还是满足了我们的愿望。

从那以后,我和朋友就戴上了太阳镜。想到自己藏进了黑色的镜片之后,肩膀也情不自禁地舒展开来。如果没有太阳镜,我们大概还不敢面对光容伸过来的照相机。光容要给我们照相,还说自己的钱和生活用品必须交给上面的人确认。照完之后才发现,我们身后站着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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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们真是开了洋荤。我们在看着就很昂贵的饭店里敞开肚皮大吃大喝,平生第一次进了男女共用的汗蒸房。

改革开放果然厉害!素不相识的男人和女人只穿内衣内裤,竟然就在一个空间里睡觉?这不就是朝鲜所说的资本主义黄色风潮吗?作为朝鲜土鳖,我和朋友频频流露出惊异的神情。

也许是为了向我们展示什么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味道,光容特意叫来了“搓澡工”。只要给钱,有人帮你搓灰。“搓澡工”大叔用力为我搓灰的时候,我深感惶恐,感觉特别对不住人家,甚至有点无地自容。

午夜时分,我们去了光容的家。出来迎接我们的是二十五六岁的年轻女人,光容介绍说这是他老婆。这么近地看女人,我感觉很特别。我们像是从无人荒岛来到了人间世界。这里不是废墟,不是空房子,更不是深山老林,而是地板热乎乎的公寓,我们就在公寓里盖着被子睡觉。这太神奇了。

第二天起床后,申光容不知从哪儿回来了,还没来得及换衣服。和昨天不同的是,今天他什么话也没说。

吃完早饭,他给了我们纸和笔,要求我们毫无隐瞒地写下个人履历、家庭关系、将来能够提供给韩国政府的朝鲜秘密情报,还有脱北理由。

他特别强调说,“既然是秘密情报,我就不能什么都知道了,你们简单概括个题目就行。”什么是秘密?什么才算情报?不管怎么说,他的要求还是让我有种类似于面对国家组织的庄严感。

学会写字以来,我还从来没有像这样倾注心血,认认真真地写过什么。朋友也表现得无比庄重,好像对面坐着大韩民国的总统。

申光容把我们的个人履历、购物照片、身份证复印件塞进信封,然后说,韩国人碰到这种事都会喊“加油(fighting)”。

从那以后,我们无数次在心里喊“加油”。后来得知申光容的老婆也是脱北者,老家在咸镜北道,我们变得更加自信了。他能娶无家可归的脱北者为妻,这说明他是个善良的人。信任让我们摆脱了恐惧,甚至感觉很幸福。

加油之后又过了十天,他保证的奇迹还没有出现。

光容的叹息越来越严重。他说,我也很想继续藏你们,可是钱都花光了。

我们为什么非要躲在这里不可呢,必须痛痛快快地弄清楚缘由。

“今天您就说实话吧。我们到底在等谁,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申光容支使老婆出去买酒,然后严肃地说道:

“我有个非常熟悉的朋友,他很关心脱北者问题。我感觉像国情院吧,也收过几次钱,他还跟我说只要有来自平壤的脱北者就跟他联络,经常问我还有没有脱北者,所以我就跟他说了你们的问题。资料发给他了,钱也给了,还拜托他照顾你们的安全,可是现在联络不上他,手机号也变了。”

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个人像是国情院的职员,又好像不是,却让我们像等救世主似的苦苦等到现在。

以前且不说,往后的等待也变得没有意义了,这让我们深感郁闷。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申光容说也可以走越南、蒙古,或者泰国。我们却没有那份勇气。从国境线到延吉的几百里路已经险象环生,屡屡陷入绝境,那么遥远的路,怎么走啊?

最后的结论是钱。继续留在这里需要钱,启程上路也需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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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再次掏出亲戚家的地址。光容和昌龙大叔的表现差不多,都说那里是富人区,然后掏出手机打起了电话。

光容说的是中国话,我们听不懂,不过看他的神情也知道,这次通话很愉快。挂了电话,光容的话让我们很激动。

“我这个朋友是记者。他说,如果这人真是你们亲戚,那么去韩国肯定没问题。这人的名字我都知道,还上过中国的教科书,属于抗日烈士。他的子女都去了沈阳,很有地位。他跟你们真的是亲戚吗?”

朋友的祖先也是抗日烈士,即使在朝鲜也被广泛宣传为忠臣的表率。听了我们的话,光容确信我们的韩国之行百分百能成功。不光确信我们没问题,他甚至拜托我们趁机把他老婆也带到韩国。光容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之情,滔滔不绝地说自己是脱北者的丈夫,又是朝鲜族,很有可能取得韩国国籍。

我们一刻也不能耽搁。考虑到明天早晨会被潜伏的公安发现,我们决定连夜投靠朋友的亲戚。三个人跑到外面,拦了辆出租车。

我们特意挑选了价格昂贵的出租车。即使附近有公安,看到这么好的出租车,应该也不会怀疑。

大约三十分钟后,我们赶到了目的地。那里的房屋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简直像宫殿。周围也很开阔,即使发生什么不测,很容易逃跑。不远处有个可疑的面包车。我建议先在附近转两圈。我们仔细观察前面的玄关、相连的胡同和围墙,然而没有汽车的话很难应付意外。

我们让出租车停在稻田的尽头,最后决定先让光容过去看看。光容面见亲戚,另行约好时间,如果不相信就直接带到出租车这边。

光容走后,我和朋友紧张地等待,手心直冒汗。一秒一秒地过去,一秒长过一年。朋友好像更焦急,不停地转圈。

我们两个干着急,这话又不能跟出租车司机说。大约三十分钟后,光容跑了回来,好像被人追赶似的。他刚刚坐上出租车,便胡乱挥舞双臂,告诉司机赶快出发。也许是因为太紧张了,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不停地向后张望。

如果是以前,他会让出租车停在自己家门口,这次过了很远他才让停车。

他的话让我们颤栗不安。

“他们家儿子出来了,说不想认识什么表兄弟之类,还说他爸爸已经死了,这些事跟他们没有关系。他说,你不知道那家伙是杀人犯吗,杀人犯怎么能进这个家?这里有公安二十四小时看守,如果不想被抓,最好不要出现第二次。我还想劝说,他说你没看见那辆面包车吗?那边下来两个人,正朝这边走呢。”

  听了光容的话,我只感觉满心冰冷。朋友蜷缩在角落里,委屈地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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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4-28 07:52:44 | 显示全部楼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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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申光容的妻子特意准备了一桌烤肉,等待着好结果。我们无话可说,朋友不停地掉眼泪。也许是第一次看到男人哭,光容的妻子把额头埋进双膝之间。肉糊了,光容拿起酒瓶。

“来,男人怎能为这么点儿事掉眼泪,这样的胸怀怎么脱北?”

我把酒杯放到朋友手上,帮他倒满了酒。我们连喝三杯。第四杯下肚,光容说,“不过,有件事我想不明白。我老婆是因为吃不饱饭才来这里,刚开始她还闹着要带上大米回去呢。你们是平壤人,我看你们的工作应该也不错,也不像杀人犯,为什么要脱北,到底是什么理由让你们脱北?”

“咣!”

朋友的拳头砸在餐桌上。光容的妻子猛地抬起头来,捂住胸口。朋友第一次露出这样的眼神,第一次发出这样的声音,我更惊讶。

“理由?你想知道什么理由?朝鲜有什么理由可言?老百姓活活饿死需要理由吗?忠于党的人们被肃清需要理由吗?那么,金日成把权力交给儿子的理由又是什么?金正日继续独裁的理由是什么?”

面对这些质问,我们谁都无言以对。

是的。不仅朋友和我,所有脱北者都不具备将自己的脱北行为正当化的理由。因为饿肚子而求生存也好,逃离迫害也好,厌恶政权也好,都不能成为抛妻别子、背井离乡的理由。这个国家就是如此可恶,连思考这些理由的自由都被剥夺了,不是吗?

那天,我跟光容聊到很晚。我说到朋友的岳父被“深化组”认定为间谍而惨遭杀害,也说了我自己的故事,因为偷偷借给朋友韩国书籍而遭到国家保卫部的严厉调查。整夜都在谈论脱北动机,韩国之行的决心和勇气仿佛又回到了图们江岸边。

第二天,我们和申光容告别。

我们判断,因为预料到我们会投靠朋友的亲戚,所以中国公安和朝鲜国家保卫部海外反间谍课肯定会将视线投向延吉,那么我们必须尽快离开延吉市。否则的话,与脱北女性一起生活的申光容处境也很危险,更别说保护我们了。他给了我们联络方式,告诉我们说韩国人肯定会有消息,保持联系。我正要离开,他又往我手里塞了100元钱。虽然他说是小钱,不过对我们来说却形同万金。

后来,我又遇到了带着妻子成功到达韩国的申光容。我要报答他的百元之恩,他反倒更感谢那天的我们。如果不是碰到这个人,那么我敢保证,我绝对来不了韩国。昨天我们和住在芦原区的光容的亲人聚餐,席间回忆起惊心动魄的脱北经历,不由得连连咂舌……

离开延吉市,我和朋友漫无目的地流浪,急切地寻找着十字架。光容告诉我们,教会和教堂会给脱北者资金和食物,有时也能帮助脱北者逃到韩国。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说自己是因为饥饿才逃离朝鲜,千万不能透露自己被通缉为杀人犯的消息,否则容易被举报。他又特别强调说,很多牧师和传教士都和公安有联系,千万不要忘记这点。

听说还有免费提供食物的宗教,我们感到很高兴。不过,现实并不是这样。我们终日徘徊,苦苦寻找着尖顶建筑和十字架,每次都很失望。大部分都是大门紧锁,偶尔有看守建筑的老人出来,也是像驱赶流浪狗似的打发我们。

朝鲜把自己称作世界上最伟大的金正日民族,想不到会落到这般田地。每当这时,我和朋友都忍不住切齿痛恨金正日政权。正是因为这个政权的存在,世界才会如此蔑视,如此看不起我们,看不起朝鲜人民。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奇怪的是,尽管肚子很饿,然而我们的心情却像气球,轻飘飘地飞进夜晚的黑暗。也许是因为我们太恐惧明亮的白天吧。总是躲躲藏藏,缩头缩脑,如今尽情呼吸着辽阔自由的空气,轻松地闲聊,肩并肩走路,我们的心情多么愉快。

锋利如刀的寒风算什么?蜷缩在原野上睡觉又怎么样?我们没有冻死在山里,我们活下来了,我们的生命还不够坚韧吗?走在中国乡村无边无际的小路上,我们情不自禁地冲着夜空高声呐喊:哇!啊!

那天晚上,在远离延吉的龙井,在某户人家的牛棚里,我们并排而卧。细细打量着手里的100元,我们浮想联翩。坦率地说,尽管我们来自饿死三百万人口的国家,却常把饥饿当成是别国的事。

有时去地方出差,看到路边倒毙的尸体,我也是想那些人怎么会没有吃的呢?既然是人,怎么会饿死?怎么不想办法偷点吃的活下去呢?事关生死,我们的疑问却很天真。

面对着百元大钞,我们终于看清了生命的界限。如果现在没有这张钞票,饿着肚子流浪个三两天,那我们就要饿死!多么狼狈!这样的绝望让我们无比焦虑。饥饿和对悲惨结局的恐惧钻进我们的肉体,仿佛生命的元气在泄露。

如果是以前,我们会彻夜无眠,四处徘徊,然而今天我们决定暂且抛开公安的追击,痛痛快快地睡个好觉。彻底忘记公安的存在,这在我们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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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们在牛叫声中醒来。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翻身坐起,首先确认那张百元大钞是否还在怀里。我们相互对视,忽然感觉绝对不能走出牛棚。正如昌龙大叔所说,我们的脸和衣服带着明显的流浪者的标记。如果这样走到外面,谁都会怀疑。我们忘了饥饿,逃跑似的冲向最近的房子,使劲敲门。

一个老人走出来,也许他一眼就看出我们是脱北者了,二话不说就要关门。我连忙最大限度地弯腰鞠躬。

“爷爷,求求您让我们洗把脸吧?”

老人家半掩着大门,懵懵懂懂地往外探出身体,仔细观察四周。我们以为他是中国人,听不到朝鲜语,谁知老人家突然说道:“进来吧。”

不一会儿,老人用脸盆端来了热气腾腾的热水。我们连忙跑过去接过脸盆,走到房间角落。我们正在相互谦让着让对方先洗,老人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从江那边来的吧?”

我们苦闷地回答说:

“是的。”

老人点了点头,掏出了香烟。

“以前也有很多人来敲门,不过都是要饭吃,我还是头一回看到要求洗脸的呢。对,你们吃饭了吗?”

我们无言以对。

看着迟疑不决的我们,老人说,“洗完了就过来吧。”然后便去了里屋。我们小心翼翼地开门进去,老人家正在厨房里盛饭。我要说那天的饭香就是我的骄傲。那是闻到了米饭之香的生存的骄傲。生命仍将延续的希望让我骄傲,世界不会抛弃我们的坚信让我骄傲。

我们吃饭的时候,老人站在老中共党员的立场上语调激昂地咒骂金正日。老人说,这都什么年代了,竟然还让全体人民饿肚子,看看他的肚子就知道,这是个没有良心的家伙。原来老人当过中学老师,还问我们能不能通过开放连起中国的丹东和朝鲜的新义州。

我耐心地向老人家解释,朝鲜是那种绝对不会开放的体制。听了很久,老人靠近过来坐下,问我:

“听你们说话,像是读过书的人,怎么会流浪街头呢?”

朋友回答说我们要去韩国。老人说他认识一家韩国教会,如果见到那里的牧师,说不定就能成功,说完还给我们写了信,画了草图。

我们把老人的信当成通往韩国的护照,珍重地藏好,重新回到延吉市。老人的草图画得特别用心,我们在公交车密集的延吉市场附近,很容易就找到了“延吉教会”的招牌。推门进去,里面有三个中年男人。一个戴眼镜的人首先看见了我们,似乎很高兴。

“你们有什么事吗?”

“我们来找牧师。”

我们没在牧师后面加敬语。在朝鲜,称呼后面的敬语只能用于金正日,我们习惯了。

“你们从哪儿来?”

“我们只能告诉牧师。”

“牧师不在,去韩国了。现在我代理牧师,跟我说也没关系。”

我们掏出了老人的信。那人看信的时候,我们打量着桌子上的十字架和圣经,像是在审视什么奇怪的物件。突然,一个洪亮的声音响彻耳边。

“脱北者?出去!”

“啊?”

“喂,你们是脱北者,快赶出去!”

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刚才坐着的两个人霍然起立,准备把我们推到外面。眼看就要退到门外的时候,我们的朋友突然跪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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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听说这是韩国教会,所以才找上门来。我们冒着生命危险逃出朝鲜,就是想去韩国啊。走出这里,我们就没命了。”

那个戴眼镜的人恶狠狠地说道:

“像你们这样的家伙太多太多了。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家伙,我们牧师都被公安抓去了。还不起来?快走!”

我蒙了。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大韩民国吗?这就是我们苦心向往的民族吗?看到他们猛烈击打朋友头部的无赖之举,我几乎丧失了理智。我使劲打了眼睛男的脸,高高地举起旁边的十字架,对准那两个人。

“打电话,叫公安!”

我本想破口大骂,可是听到这句话,我和朋友不得不夺门而逃。我们疯狂地逃离教会,总感觉公安在后面追赶。

后来到了韩国,我曾在韩国基督教总联盟的研讨会上讲过这件事。没有人相信。他们都说那肯定是延吉当地人,韩国人绝对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然而对于那天的我们来说,那是我们平生第一次走进韩国教会,我们也只能认为他们是韩国人。

跑到悄无人迹的地方,我们调整呼吸,回头遥望教会方向。这时的我们无比茫然。每当流浪者的希望遭到践踏,结果只能是消灭。朋友掏出口袋里的教会草图,慢慢地撕掉,然后管我要十元钱。

我问他要钱干什么。朋友说今天特别想喝瓶酒。我没当回事,告诉他当务之急是寻找藏身睡觉的地方。

朋友突然发起了火:“我们为什么非要这样?大韩民国?我们肯定去不了!看看刚才的事,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他们竟然要报警啊!现在,我们什么民族都不是了,我们只是人!”

我无话可说。我们抛弃了出生长大的祖国,然而我们要去投奔的祖国抛弃了我们。我们只有肉体,却没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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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6 21:18:07 | 显示全部楼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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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拿着这100元去了市场尽头的商店。我们反复摸索着酒瓶,终于还是放下了,随后把手里的100元换成了两个50元。因为逃出教会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更担心丢掉朋友。这份忧虑超过了对公安的害怕。

50元留给自己,另50元交给朋友。同时做了具体的约定,万一因不可抗力而分开,在哪里集合,集合时怎样通过信号告诉对方自己是否安全。

最好的结果是不分开。于是,我们回忆着逃出教会时的情况,约定每遇岔路都往右跑。有事就打申光容的手机,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号码。

从那时起,我们放弃了教会,决定寻找韩国企业。直接找到韩国商人,表达我们的迫切心愿。如果还不行,那就藏在公司发往韩国的集装箱里。为此我们需要去港口。我们给申光容打电话询问路线,他说还不如在延吉寻找韩国企业。

我真的很讨厌延吉。不过,在只有100元的情况之下,也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先买了块香皂。饥饿是实情,然而要想活下去,首先要收拾好外表,给人留下好的印象。

我们专门挑选有水井或水龙头或河水的偏僻乡村睡觉。早晨醒来便去市内,寻找挂着韩文招牌的韩国企业。当然,我们都戴着申光容买的太阳镜。

凡是去过延吉的人都会知道,这里几乎都是韩文。然而当我们去找公司的时候却发现,这里只有韩国商品,没有韩国人。我们游荡了整整两天,四处寻找韩国的代表企业,三星、现代和LG。很快四天过去了,我的钱、朋友的钱都见底了。那天饿了一天,我出现了贫血症状。路过水饺店门口,我跟朋友商量说。

“死就死,今天把你剩下的十元花了吧。”

“什么十元?”

“你不是还剩十元吗?别装了,我们吃饭去啊。”

“真的没有了。”

起先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不料朋友很生气,翻开所有的口袋让我检查。我把朋友拉到偏僻的角落,分毫不落地计算这期间花过的钱。算了两三遍,没错,确实应该剩下十块钱。

“你这不是狡辩吗?难道你要瞒着我藏下十块钱?为什么这样?你偷吃东西了吧?是不是?”

我都觉得自己的声音有点高。朋友避开我的目光,不安地四处逡巡,突然高声喊道:

“对,我花钱了。我偷偷买了把刀!”

说着,朋友真的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重重地扔在地上。我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来。现在吃口饭都困难,买刀有什么用?朋友怎么会买刀呢,还背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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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朋友抬起头来,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我们去不了韩国,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就跑出来了。还以为只要见到韩国人就能实现愿望。我们现在成了穷光蛋,早晚会被抓住。如果真的被抓了,你和我还能有活路吗?与其被抓住,还不如自己解决呢?不行吗?”

看着扔在地上的匕首,我都想死了。这期间我唯一的安慰和依赖便是朋友,没想到他心里揣着这样的决心。这个事实让我浑身沉重,像浸饱了水的棉花。比起分文没有,丧失希望才最可怕。也许是从我的沉默里察觉出了什么,朋友恳求说:

“别这样了,还是去我大伯家吧。再说也没别的办法了。反正都一样,这样待着是死,过去了也是死。”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朋友仍对亲戚家抱有幻想,这也是导致他懦弱的原因。为了让他听得刻骨铭心,我一字一顿、清清楚楚地说:

“你不是也听见了吗?人家说了,根本就没你这个亲戚。”

“堂兄那么说,也是因为害怕公安。如果我们直接告诉他,我们不是杀人犯,他会理解的,光容不是也说了吗?与其这样稀里糊涂地干傻事,还不如让那人出面,我们去韩国就没问题了。走吧。”

我也很清楚,马上说服他还有点力不从心。我决定过一两天再让他改变主意,朋友应该能理解,还是先去农村找个地方睡觉吧。

百元大钞还在的时候,去哪儿都没关系,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找个安稳的食宿场所就成为推进其他事的先决条件。也许是天色渐黑的缘故,要不就是两个大男人让人感到不安,反正我们走进的每户人家都冷冷地拒绝了我们。

朋友深深地叹了口气,提议说:

“咱们是两个人,容易让人家有负担,也有可能害怕。那我们分头去找地方吧,明天早晨就在这棵树下见面。”

“要是找不到呢?”

“那也明天见。咱们两个人啊,说不定谁就能找到地方呢,明天早晨过来的时候别忘了带点吃的!”

我们就这样分开了。朋友去了树下的村庄,我则翻过山岗,去了相邻的村子。朋友挥手说再见,我还是不放心。他的笑脸让我终于转过了身。自从跨过图们江,我还是第一次独自走路,于是就有空闲整理这段时间以来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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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没有办法去韩国了吗?这之前遇到的人和事,究竟哪里不对,到底有没有值得借鉴的经验价值?不,重要的是怎样才能说服朋友?要不要跟光容联系,吓唬吓唬他呢?

不知不觉,天色已黑,这个村庄依然拒我于千里之外。更奇怪的是,这个村里的狗都显得那么凶恶,我感觉很不舒服。

朋友有刀啊,如果我们同行的话,说不定还可以杀条狗吃呢。想到这里,我忽然想念起朋友来,于是转身走向大树的村庄。树下不见朋友,也许是遇到了善良的人家吧。我只好与大树为伴。

明天早晨,朋友会不会给我带来热乎乎的饺子呢。这样想的时候,我感觉很兴奋。遗憾的是,日上三竿了,朋友依然没有露面。那天夜里,第二天早晨,我都饿着肚子,苦苦守着大树。

三天过去了,我预感到朋友出事了。我觉得应该马上给光容打电话,于是走街串巷,敲了很多人家的门,然而这个小小的愿望都很难实现。

难道我真的走投无路了吗?

心急如焚的人,似乎特别容易流泪。我摘下雾蒙蒙的太阳镜,颓然坐在洁白的雪地里。这时,一位过路的老奶奶冲着呆呆的我说道:

“你要是朝鲜人的话,那就别待在这里了。三天前,公安翻遍了这个村庄。”

也许是因为饿了两天,也许是因为惦记朋友而精神恍惚,直到很长时间之后,我才明白老奶奶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必须离开这里!可是我又能去哪儿?

我翻身坐起,为了振作精神,我使劲咬了咬舌头。疼痛袭来的同时,一个地方闪过我的脑海。我想起了给我们洗脸水和饭的老人家。

我重新回到龙井,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位自称当过中学老师的老人。

“你朋友去哪儿了?”

“延吉教会打电话报警,我们只好逃跑,后来就分开了。”

我撒谎了。

这样说的话,老人会因为自己介绍的地方出了变故而负责。我急忙走进房间,借用他们家的电话找光容。信号响起的时候,我在想,光容第一句话会说什么?要是我的朋友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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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儿?”

听了光容劈头盖脸的问题,我浑身一激灵。

“我这会儿在龙井,我朋友没给你打电话吗?”

“怎么没打啊,两天前来过电话。”

我如释重负,长长地吁了口气。老人在照看晾在外面的玉米。我一边观察老人的动静,一边诉说我们分开的经过。听了光容的话,我很想马上去找朋友,然而朋友的想法却令我疯狂。

朋友看到手电筒成群结队地涌进村庄,连忙逃跑,翻过山坡的时候却迷了路,转来转去转到了延吉。问题是朋友心心念念,总想去投奔亲戚。他告诉光容,如果我打电话,那就请光容劝我一直等他,直到他带着亲戚来找我,如果他被捕了,我再逃跑。

“你没告诉他这样不行吗?”

“我怎么能那么说?我那么说,他会一个人去的,万一他被抓到,我也完蛋了。”

光容把朋友藏在家里,派别人去找朋友的叔叔。也许是血缘使然,朋友的叔叔说侄子不可能杀人,急着和侄子见面。光容打电话告诉朋友这个消息的时候,朋友出去洗澡了,不在家。

从那之后的几个小时,光容和朋友断了联系。光容说自己也如坐针毡。我安慰光容说,也许是这些日子的流浪让他有了自信,很快就会回来的。

我在老人的家里干活,等了三天,朋友也没回来。这三天时间,我的心情一刻也没有平静下来。有一天,我接到了光容匆匆打来的电话。

“刚才昌龙家大婶打来电话,说朋友好像被逮捕了!公安来了,问昌龙大叔收了脱北者多少钱,然后把大叔也带走了。我也要搬家,你尽快离开逃跑吧。”

该来的终于来了!我不知所措,膝盖发抖。以前想过一旦被抓,我就一死了之。然而此时此刻,这份决心也轰然坍塌。仿佛公安马上就会扑向我!这错觉在我的心里剧烈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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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13 20:00:0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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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光容的电话,我连忙穿好衣服,最后却又颓然坐下了。一分钱也没有,我能去哪儿?要不干脆就在老人家当长工吧!我闭上眼睛,忽然想道。

对了!我猛地睁开眼睛。只有昌龙大叔了。他不是拿过我的700美元吗?我当然知道,给出去的东西再要回来,那是多么卑鄙的事,可是此情此景,我还顾得上什么人格啊?

我拿起了电话。

“我跟光容要的电话号码。昌龙大叔还没回来吗?”

“是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分开了?”

昌龙大叔的老婆充满恐惧,说话都在颤抖。听完之后,我真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坏蛋。

“您好好听我说,我朋友完全不知道给钱的事,钱是我给的,所以请您放心。万一(我着重强调这里)我被抓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所以当务之急是我跑得越远越好。我给光容打电话,他答应给我100美金。”

昌龙家大婶答应了,甚至对天发了誓。

于是,我得以在延吉见到光容,拿到了300元钱(剩下的钱等朋友回来后再给朋友),足够乘上去沈阳的客车。根据老人的说法,沈阳有韩国领事馆,很多脱北者都从那里转道去韩国。

上了公交车,我无力地坐下来,仿佛短短几秒之内做完了太多太多的大事。直到这时,我才有时间回顾朋友的不幸。他真的被抓了吗?如果真的被抓了,现在怎么样?同时我对自己的表现也深感惊讶。首先想到的竟然不是失去朋友的悲伤,而是对失去自己的恐惧。

我们曾相约生死与共,那我为什么会抛下决心自杀的朋友,迫不及待地逃跑呢?卑鄙无耻、面目可憎的人是我!我!我!这样想的时候,我用指甲使劲掐自己的肉。如果不这样,我自己都无法原谅自己,更无法表达我对自己的厌恶。

时间流逝,我再次细细回味光容的话。

昌龙大叔被公安带走了。朋友好像被抓了。全部事实仅此而已,没有确切的根据啊!那么,这会不会只是简单的调查,因为昌龙大叔讨厌的那个女人的举报?我的朋友肯定还活着。这个想法让我坚定了信心,心跳渐渐平静,我似乎舒服多了。

平静转瞬即逝。公交车重又让我感到不安。我想到朝鲜,公共汽车到达每个郡的时候,军人都会上车检查通行证,更别说通过警戒线了,这辆车会是什么情况呢,也会受到检查站的盘查吗?

长达六个小时的车程中,我始终都在发抖,却也只能不停地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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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5月召开的朝鲜七大,金正恩罕见地换上了西装,透露出某种信号)


终于,我看见夜景辉煌的城市了。公共汽车理直气壮地驶向华丽的市区,后悔和希望犹如潮汐在我的血管里奔走,我后悔自己没有多等等朋友,真希望能和他一起欣赏这都市的霓虹之光啊!

汽车尚未挺稳,我便迫不及待地冲下来,巨大的钟表进入我的视野。时钟指着12点20分。

仿佛任何地方都能到达的信心瞬间消失,走到有公安的地方我   不能不胆战心惊,我能找到的藏身之所只有网吧。当然我也知道,那里不可能让我躺下睡觉,不期然的幸运让我得以坐在角落的椅子上合眼过夜……

有人使劲摇晃,把我摇醒了。我又惊又怕,猛地站了起来,一个头发染成粉红色的女人一边大喊,一边往后退。因为我猛然起身时掉落的三个馒头。那是我的救命口粮,然而在粉红头发看来,却如狗屎般惹人憎恶。

我弯腰捡馒头,她冲着我的背影谩骂。我一边捡着馒头,一边在心里回骂:“要是在朝鲜,单凭这破头发,你就是个臭婊子!”

走出网吧的时候,我特意记下了招牌。将来还要进去,当然是没有粉红头发臭女人的地方!走在明亮的街道,我的脚步很轻,不像在延吉的时候。

原来这就是中国啊。原来这样的地方就是国外啊。护照也没有,这样的免费旅游真让我心满意足。我好奇地盯着朝鲜没有的广告,不安渐渐涌上心头。因为韩文不见了,广告牌上只有汉字。

这座城市不是沈阳,而是长春。知道这个事实的时候,我很沮丧。沈阳又在哪里呢?我做出判断,必须首先寻找能听懂韩国语的地方,于是找到了写有“故乡饭”韩文招牌的饭店。

“我想去沈阳,您能告诉我怎么去吗?”

饭店里的大婶上上下下打量着我,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递过来什么东西。那是用韩文制作的广告册。

这时,我终于真切地醒悟到书籍对人类来说有多么重要。根据这本书的指示,我找到了汽车站。还是托这本书的福,我学会了说“沈阳”,得以成功买到车票。

等候汽车的时候,我给光容打了电话。

“朋友还没消息吗?昌龙大叔呢?”

光容还是那样,不停地诉说自己的事情。他说自己往朋友家转移行李,很不舒服。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甚至有些讨厌这个人。

“我朋友肯定会打电话,你千万不要放下手机。我现在要去沈阳。要是我朋友过去了,你让他马上来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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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从龙井到沈阳的逃跑路线图)


坐在开往沈阳的汽车里,我差点儿欢呼起来。那本观光导游册子上竟然还有韩国驻沈阳领事馆的电话号码!我太兴奋了。

沈阳的公交不同于长春的公交,慢得要命,急得我直跺脚。因为快些到达,我就能快些去韩国。终于到了沈阳,我飞快地跑着去找电话亭。从跨过图们江开始,我就是这样奔跑,然而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是自己的脚在跑。

跑进电话亭,拨号的时候,我的手在瑟瑟发抖。信号音响过,电话那头传来男人的声音,“喂!”

我要窒息了!

“喂,请问是韩国领事馆吗?”

“是的,您是哪位?”

“谢谢。谢谢。”

韩国领事馆接听我的电话了!这个事实让我激情燃烧,说话也语无伦次了。

“您是哪位?”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一字一顿地说道:

“我从朝鲜来。我还有个同行的朋友。我们想去韩国。身份证也带来了,我们真的是朝鲜人。”

没有回应。再等,还是很安静。原来是电话断线了。该死的中国电话!咣!咣!我用拳头使劲捶打电话机。好像是出故障了。我继续奔跑。跑的时候,我一直紧握拳头。想到那个韩国领事馆的职员可能在焦急地等着我的电话,这段时间以来的痛苦涌上心头,化作眼泪涔涔流淌。

“喂!”

在另一个电话亭里,我先说道。

“嗯,你是哪位?”

“我是刚才打电话的人。我要申请去韩国避难。我带了身份证。公安指认我们是杀人犯,还通缉我们。我们绝对没有杀人!”

“喂,我知道了。请听我说,这个电话不安全。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听了他的话,我慌忙环顾四周。

“这里是沈阳,很难去韩国。您要想去韩国,最好去找北京的大使馆或领事馆,我们爱莫能助。”

“北京大使馆怎么去啊?怎么才能进去啊?”

“这个嘛,脱北者都知道该怎么去。我们怎么能告诉呢?通话不能太久,挂了吧。”

我拿着电话,无所适从。海外公使馆的电话会被驻在国的情报机关窃听,也许公安正朝这边来呢。心里冒出这样的想法,我却无力迈步。我怎么会来到这里啊?一路上经历了多少苦难啊?也许是我没解释清楚吧。再次拔打电话,这次却没有人接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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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这沉默就像教会里驱赶我们的中国人的辱骂,又像面对苦苦哀求留宿一夜的我们咣当关闭的大门。原来大韩民国竟是这样的遥远?难道大韩民国真的没有拯救我们脱北者的权利?

走出电话亭,感觉像是被谁推到了世界的尽头,禁不住悲从中来。脱北者都知道该怎么去。回想着领事馆职员的话,仿佛作为朝鲜居民的我根本就不存在,也许像我这样的存在不过是飘过异国天空的微末尘埃罢了。

那天,我用口袋里最后的钱买了酒。一杯接一杯地喝,我想到朋友在延吉街头说要喝酒的事,也许那时他的心情就像我现在这样吧。

此时此刻,我非常想念朋友。你一定要活下来啊,一定要来找我啊,明天我们还要重新开始呢。

第二天,当我在公寓楼顶上醒来的时候,我依然无路可走。

往下看了看,我忽然想起了朋友的刀。他还带着那把刀吗?如果真的被公安抓走了,他会像自己曾想过的那样用刀吗?想到这里,我立刻下定了决心,我必须走,无论去哪儿。对,我要去北京。别人都能自己去,我为什么不能?我来不就是为了去吗?我这不是都活到现在了吗?

我用楼顶上融化的雪水洗了洗脸,又抖了抖衣服。我开始搜索写诗时的灵感。走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首先应该做什么?直到走下楼梯,来到大门口,我的脑子里还是一片混乱,毫无头绪。

人。首先应该找到语言相通的朝鲜族。可是怎么找呢?这是在满城都说中国话的沈阳啊!正在这时,我想到一个好主意。

我来到一条安静的胡同,轻声呼唤过路的行人。如果是男人,我就用韩国语说“大叔!”如果是女人,我就喊“小姐!”中国人听不懂我的话,肯定会无所谓地走过去。如果是朝鲜族,肯定会条件反射似的回头张望。

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

不知不觉间,太阳已经缓缓西沉。我已经三顿饭没吃了,要是再饿一天,我可怎么办啊?正当我心急如焚的时候,一个年约二十六岁的女人朝我这边走了过来。考虑到在前面喊话,即使听不懂我的意思,她也会对我的声音做出反应,于是等她刚刚走过的时候,我冲着背影喊道:

“小姐!”

女人停下脚步,转身,说道:

“是叫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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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24 00:33:13 | 显示全部楼层

7

【朝鲜】张真晟(原译:张进成)

薛舟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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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记者镜头下的朝鲜女性)


“你想打听什么?”

没错,确切无疑是韩国话。这让我感觉面前的女人分外亲切。

“是的。”

也许是看我低头回答的样子很急切,女人大步向我走来。我的心里对她充满了感激。能够得到这样的关心,似乎足以证明我还是个真正的人吧。

“你要问路吗?”

已经好几天没有洗澡了,我担心身上的味道会让对面的女人感觉不舒服。

“首先请您答应听我把话说完。”

“?”

女人的眼睛里流露出慌张的神色。直到这时,她才上上下下把我打量了一番。

“我绝对不是坏人,更不会伤害小姐(差点儿说成同志)。我只占用您五分钟时间,请您听听我的故事。”

女人抬起手表看了看,点了点头。我迫切地诉说着自己的遭遇,告诉女人我从朝鲜来,同行的朋友走丢了,现在想去韩国。至于肚子饿,我则只字未提。

这样的时刻,我们之间毕竟不是对等的关系。听完我的话,女人问能帮什么忙。她耐心听完我说话,这让我无比感激。

“我想吃饭”,这句话几乎涌到了嗓子眼,却被我生生咽了下去,而是说“请您告诉我怎么去韩国。”

我的考虑是对的。面对陌生的男子,女人放松了警惕,开始耐心为我解释。女人懂得真多啊。她说很多人都去北京的领事馆,而不是来沈阳,如果去韩国人较多的大连会更顺利,少吃苦。如果有钱的话,还可以弄个中国护照,等等。

“您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我这样问,对话似乎更容易继续下去。踏破铁鞋无觅处,这个女人分明就是我苦苦寻找的话友啊。她接下来的话更让我惊喜。原来她父亲住在和龙市,通过农活藏匿过很多脱北者。

我很惊讶,连忙称赞她的父亲了不起。随后,我又吐露了从延吉到沈阳一路上麻烦过的朝鲜族,真切地表达了对他们的感激之情。突然,女人问我:

“你在沈阳有亲戚吗?”

我摇了摇头。

“那你在哪儿睡觉?吃饭了吗?”

我吃过了,这句话实在说不出口。女人稍作犹豫,掏出手机打起了电话。不会是报警吧?她的手机和中国话让我紧张不已。不一会儿,女人转过身来,神情豁达地说道:

“刚才朋友约我一起去洗桑拿,我问他了,他说有票。你就去那儿睡觉吧?离这儿不远。”

有其父必有其女,这个想法闪过我的脑海。

一起走着,我问了她的名字。

“王超琳!”

她说了好几遍,我都没听清。也许是觉得我的耳朵好笑吧,她忍不住喊着自己的名字哈哈大笑。她又让我猜她的年龄,指着路边的烧烤摊说,猜对了就请我吃羊肉串。

因为吃饭问题而搜肠刮肚地猜测女人的年龄,这在我也是平生第一次。也许我是太想快点吃到羊肉串了,竟然没说“26岁”,脱口而出“羊肉串!”幸亏超琳没有注意到我的失误,反复承诺说肯定给我买羊肉串。

26岁!”

我小心翼翼地说完,超琳反问道:“几岁?”

26岁。”我更响亮地回答。超琳使劲鼓掌。

“猜错了。那我可不能请你吃羊肉串了……”

听了她的话,吃羊肉串的心情反而更迫切了。

“那到底是多少岁?”

2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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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她果断的回答,我在心里嘟哝,晚出生了一年。不过,超琳的心情很愉快。也许是因为我让她年轻了一岁吧,她飞快地跑过去买了四个羊肉串。

我感慨不已,看来人还是应该吃肉啊。见我很快吃完了两串,超琳又给了我一串,我也接过来吃了。

超琳祝我心想事成,然后递给我她从朋友那里拿来的桑拿票。这时,我恳求说:

“能不能再陪我一会儿?这些日子被公安追赶,我对人充满了恐惧,所以也更想念人。”

超琳面带恻隐地看着我,露出了微笑。

“加油!我也很想,可是我对象还在等我呢。”

“对象?对象是什么?”

“嗯……怎么说呢。韩国不是叫爱人吗,我们朝鲜族称之为对象。”

后来洗澡的时候,我回想着超琳的话,终于弄清楚了对象的含义,忍不住噗嗤笑了。相同的意思,不同的表达。遇到这个异国女人的场景愈发新鲜了,甚至有些难以置信。

那天,我洗了又洗。好像再也不会有清洁身体的机会,我拿出吃羊肉串的力气,使劲搓灰。往身上打香皂的时候,我又想起了朋友。此时此刻,我泡在热乎乎的水里洗澡,朋友又是什么样的处境呢?剩下的钱都用来买酒喝了,如今我连给光容打电话的钱都没有了。这样的我实在令人寒心。

第二天早晨,我睁开眼睛,身体固然干净了,肚子却又饿得厉害,浑身乏力。我怎么会在这儿睡觉呢?冥思苦想了好长时间,我终于想起了超琳。这个让我无比感激的好人。可是,无论我如何回想她的脸孔,记忆却又杳无音讯。我的眼前只浮现出羊肉串的影子。

正在这时,我感觉有人站在我身边。会是谁呢?我犹豫不决。自从渡过图们江以来,我还从来没有抬头看过别人。

“是吗?这是昨天那个人吗?”

听到这个声音,我连忙转过头来。天啊,这不正是超琳吗?

“啊?你怎么来了?”

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偶遇知音,这份幸运让我情不自禁地用朝鲜语调喊出了韩国语。

“哇喔!”

超琳蹲下身子,向我展示盛在塑料桶里的洁白的面包。这时候的我真心感觉到人比食物更可爱。

“怎么来的?和朋友一起吗?”

“不,我是专门来给你送吃的。昨天分开的时候,你让我多陪你一会儿,还说想念人。我总是忘不了这句话,又想到你肯定没吃早饭,所以就来了。吃吧。”

看着她掰面包给我的手,我真想往这双手里放点什么。突然,我想起了被公安拿走的外套,外套里还有美金。

“昨天我还跟对象炫耀呢,我遇到了什么什么人,提供了什么什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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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琳沉浸在想象里的样子显得非常可爱。

“你对象说什么了?他是中国人吗?”

“嗯,他是这边的汉族人。你刚才问什么?你是不是问我对象说了什么?”

我笑了。

“他说我做得对,夸我心眼好,还让我星期天去给你买衣服。他是好人吧?”

我想说他们两个都是好人。

“我对象也很讨厌金正日,好像很多中国人都讨厌他吧。我最讨厌大肚子啦。朝鲜不流行减肥吗?”

我想给心地善良的超琳盛杯水,于是看了看四周。这时,超琳猛然起身,端来了两杯水。

“你什么时候去韩国?

我坦率地说出了从未向人透露的苦恼。哪怕超琳马上消失不见,她的倾听也是我的收获。超琳是那么聪明。她答应帮我给光容打电话,问问朋友的情况,然后跟我讨论筹钱去韩国的事。

“你有没有能赚钱的特长啊?”

听了超琳的问题,我忽然发现自己真的是一无是处。自从跑到中国,迄今为止,我做得最好的就是躲避公安。叹了口气,我幽幽地说,倒是懂点儿钢琴。超琳又习惯性地拍起了巴掌。

“你会弹钢琴啊?”

后来到了首尔,每当我在朋友聚会上演奏钢琴的时候,他们都很惊讶,眼神中流露出朝鲜人怎么也会弹钢琴的疑惑。那意思好像朝鲜是个连音乐都没有的国家。

超琳听说我会弹钢琴,也是半信半疑。

“那你水平怎么样?”

“车尔尼50吧。”

超琳完全不了解钢琴,即使我说车尔尼50,她也还是不能理解。我只好详细地给她讲了练习过程。听完我的话,超琳说她对象的侄子住在韩国人聚居的西塔,如果我教他弹钢琴的话,就有了赚零钱的机会。

我很感动,不由得握紧了拳头。超琳在一旁鼓掌,为我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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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6-2 01:36:23 | 显示全部楼层
脱北者手记
8

【朝鲜】张真晟(原译:张进成)著
薛舟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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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返脱北者)

  

   两个多小时,超琳为了我的事到处打电话。看着她的背影,我真担心她的电话费,反倒不怎么担心她的亲戚会不会答应。在朝鲜,通话费能达到普通居民月收入的三倍之多。在朝鲜,手机是特权阶层的象征。单是入网费就高达800美元,此外还有100美元的接收费。从申请到中央通讯省通讯商的签字确认,必须等待一周以上。这期间,中央通讯省要照会国家保卫部和人民安保省,核实申请人的犯罪履历和手机使用资格。

更让所有申请者沮丧的是拿到手机号的时候还要挨宰,被迫花300美元的高价购买又厚又重的中国产老式手机。当然也没有一个人抱怨不公平。我拿到号码的时候,许可决定号在2000以内。既然是少数特权阶层带着摆架子的东西,大部分使用者都不在乎钱。他们会通过各种途径,从海外购买小巧精致的外国手机。

人气最高的当属彩色液晶屏的韩国三星手机。这样算下来,至少要支付1500到1800美元,才能成为趾高气昂的手机用户。这就是我在2004年逃离朝鲜时的真实情况。普通职工的月薪是2500元,而每月的手机通话费至少要20000元,高达十倍。我下意识地担心她的通话费,等超琳结束通话,转过身来的时候,我连忙摆手说道:

“不行的话就算了吧,反正我要去韩国。”

“没有啊,他让我带你过去。”

超琳的回答简短明了。沈阳西塔是我到中国后第一次看到的改革开放大都市。除了外国名牌的LOGO,韩文招牌也很常见,那么繁华,甚至让我怀疑这是在韩国。当时还是一月底,很多女人已经穿起了露出小腿的超短裙,这让我大感新鲜。

这应该是我第二次看到穿超短裙的女人吧。第一次是陪同金正日去元山,当时在羯摩招待所一边吃饭,一边欣赏旺载山轻音乐团的舞蹈表演。也是在那里,我认识了和我一起脱北的朋友。朋友在党组织部五课当过指导员,他的祖父是金日成的同志,他的父亲又是金正日的同学。

金日成在回忆录《与世纪同行》中以朋友为例,指出党组织秘书善于优待革命前辈,于是他在朝鲜更有名了。也许是这个缘故吧,我们从逃出国境的瞬间就摇身变成了杀人犯。

要是能和朋友一起走进这座繁华的城市,那该多好啊!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心情沉重。超琳在前面笑着挥手,我也没有任何反应,只是面无表情地跟在后面。

超琳称为叔叔的人,家里要比延吉的申光容家阔气得多,简直判若天壤。空间广阔,阳光透过巨大的玻璃窗照进来,房间里格外明亮。坐上真皮沙发的时候,我差点儿倒向后面。

“先带我看一下钢琴吧。”

儿子的小房间里有一架黑色的雅马哈钢琴。我坐上琴凳,迫不及待地踩起了踏板。看样子这架钢琴闲置了太久,右侧踏板踩起来很生硬,不像按压,倒像是抓挠的感觉。我从最下面的八度开始往上按键,声音听起来还不错。黑键挺正常。应该是很长时间没有调律了。我说钢琴是会唱歌的生命,如果疏于管理的话,随着季节和室内温度的变化,也会像人的嗓音一样,出现音程上的异常。

“试一试吧。”超琳忍不住催促道。

我也想要忘记那些担惊受怕的瞬间,享受短暂的宁静,于是心里浮想起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左手轻轻按下全音“拉”,右手从八分音符开始弹出“咪拉哆咪拉哆”。站在我旁边的超琳悄悄地合拢了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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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击毙的脱北者)


我闭上眼睛。前半部分的旋律仿佛送来秋日的宁静,我渴望在这份宁静里看到因紧张而忘却已久的家。啊,我看见了。我看见我弹过的钢琴,还有母亲坐在上面听我弹琴的沙发;我看见父亲担心我耳朵会聋而藏起的耳机,我只好拿着母亲的听诊器,悄悄地对准收音机的喇叭;我看见抱在姐姐怀里的外甥的小手,眼泪再也忍不住地流淌下来。

如今,离别变成了悲伤,愿望变成了恐怖,像我走过的道路分出无数的岔路。我的手越来越快,到了间奏和后半部,我的心也跟着猛烈跳动。到了最后的音程,我的脚轻轻地挪开踏板。

我早已经泪眼朦胧,眉毛也在颤抖。超琳为我倒来了水,塞到我依然放在琴键上的手里,静静地说道:

“我叔叔是个好人,是吧,叔叔?你去韩国之前,我会把你当成好朋友的。”

随后我们坐到客厅里,聊起了今后要做的事。超琳的叔叔说,他不愿操心孩子的教育问题,只要有机会就立刻送到韩国,哪怕明天就走也行。至于为什么让孩子学习音乐,他看重的不是专业性,更重视品德教育。

他们家的孩子年纪不大,却是又顽固又暴躁,爸爸希望通过音乐情绪的注入来矫正孩子的性格。他问什么最重要。我回答说,若要了解情绪,首先要熟悉音乐感觉,所以在练习钢琴的同时要加强练耳。叔叔点了点头,掏出钱包,递给我50元钱。超琳正要拍手,猛地站了起来。

“叔叔,多给点儿嘛。”

我很惶恐,连忙拉住超琳的手,解释说光是在家里吃饭就很添麻烦了。刹那间,超琳手上的温柔渗透进我的皮肤。当我们在山中度日如年的时候,当我们蜷缩在牛棚里睡觉的时候,我和朋友也曾相互鼓励,然而皮肤传来的感觉只有粗糙。偶尔我也会猛然握住朋友的手,却从未想到那是人的手。只有剧烈颤抖的电流,只有两个死里逃生的生命的相互安慰。

我从超琳的手中,从那份触感中,感受到了生活和人的芬芳。叔叔说这只是预付,以后每个月给我350元。叔叔这样说的时候,泪水已经模糊了超琳的眼睛。直到现在,超琳的泪眼依然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聊天快结束的时候,门被猛然推开,一个小男孩冲了进来。叔叔用中国话大声喊了句什么,然而那孩子却毫不在乎地跑遍了整个房子,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咣!门都要被摔破了。一如进来的时候,他又飞快地消失了。

事情发生在转眼间,我不由得哑然失笑,仿佛那不是十来岁的小孩子,而是台风。这个孩子要比我想象的更生猛。睁开眼睛就是蹦跳和呐喊,除非睡觉。每天早晨九点,我开始教他弹琴。超琳站在旁边充当翻译。即便有两个大人贴身守候,还是管不住他。

如果让他坐在钢琴前面,他就爬上琴凳,用脚踩琴键;如果让他做练耳练习,他就随着播放的音程模仿狗叫声。爸爸妈妈看不下去了,一手拿着棍子,一手拿着刀,厉声吓唬。超琳解释说,如果妈妈拿着棍子,这孩子就会跑到厨房去拿刀。

想不到的是,三天后,小家伙竟然拿着刀朝我冲过来。我正在给申光容打电话,打听朋友的情况,只好拔出电话线,对他怒目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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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行闯入韩国领事馆的脱北者)


从那以后,我不再是音乐老师,却成了独裁者。责备已经是家常便饭,如果孩子要反抗,我还会装出打超琳的样子做师范,超琳也会配合地装疼。有一次,小家伙竟然偷看超琳的胸部,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拿棍子敲了几下他的屁股。

孩子跑到外面以后,叔叔叫我,给了我70元。这样一来,我的口袋里就有120元了。我想用这些钱请超琳吃饭。除了表达谢意,我也想找回自己在逃亡期间丢失的人性,找回流浪和被驱逐期间惨遭践踏而泯灭的人格和自尊。我想让自己复原为人,然后凭借这份热情和智慧,尽快实现韩国之行。

太阳西沉的傍晚,我第一次外出。我,超琳,还有超琳的对象,三个人去了侍者在门口列队迎接的高级饭店。也许是因为我请客吧,感觉饭菜格外可口。超琳的对象和我们语言不通,不过没关系,我们都明白彼此的心意。我不担心超琳的未来,只是隐隐地羡慕她的对象。

“你要是敢背叛超琳……!”

酒越喝越多,我竟然发出了这样的恐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带着笑容,超琳的对象没听懂,还以为我是好意,只是微笑。这时,我深切地感觉到语言是多么重要,人类所有的感情都从语言开始。

我悄悄地结了账,可是茅台酒太贵了,我的钱不太够。这时,超琳飞快地跑到柜台,一边责备我,一边结清了剩余的钱。

吃完饭,我们去了西塔。超琳的对象不肯接零钱,先行下了出租车。超琳高兴地接过零钱,悄悄地塞进了我的口袋。我很想握住伸进口袋的手,终于还是忍住了。超琳让我们两个男人走在她的两边,蹦蹦跳跳,很幸福的样子。

直到在叔叔家门前按门铃的时候,我们还是有说有笑,然而等到大门敞开,门里的光景立刻让我们呆住了。

那不是两名公安吗?感觉心都要掉出来了,奇怪的是我又特别不想死。然而,接下来的情况更让我惊慌失措。叔叔的儿子摇摇晃晃地跑到我面前,戳了戳我的肚子,用中国话说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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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公安走到我眼前。超琳立刻迎上前,替我做了回答。我什么也听不懂。公安和超琳之间是你来我往的响亮的声音。这时,超琳的叔叔解释说:

“我们告诉孩子你是脱北者,要是让公安知道了,肯定会被抓走,所以千万不能出去瞎说。谁知这小子今天出去说家里有脱北者,还带来了公安。不过没事,刚才超琳跟他们说你是韩国人,别害怕。”

公安朝我伸出了手。超琳像爱人似的挽着我的胳膊,笑着说:

“他们要看你的护照。我会告诉他们你的包丢了,你随便说句话就行,快。”

我们这边紧张不堪,人高马大的超琳对象冲着另外的公安大叫大嚷。他好像掐灭了香烟,辱骂公安。

“超琳啊,真对不起。都是因为我,你叔叔不会被罚款吧?”

超琳好像在等着我开口说话,随后便理直气壮地跟公安说了什么。

公安掏出手机,焦急地打起了电话。超琳紧紧地搂住我的胳膊。

“天啊!他们在叫车,哎哟,怎么办?”

超琳的对象腾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嘴里大喊着什么,同时用力推搡公安。与此同时,超琳急忙挡在我面前。

“快跑!”

我一步跨越好几节台阶,疯狂地向外奔跑。身后传来哭喊声和有人摔倒的声音。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和超琳就这样永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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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6-13 19:38:54 | 显示全部楼层
脱北者手记
9
【朝鲜】张真晟(原译:张进成)著
薛舟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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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到外面,我躲藏进最偏僻的角落。我想等公安离开之后再去见超琳。哪怕被抓住、被送回朝鲜,我也想对超琳表达谢意,相约再见。我躲在看得见公寓大门口的黑暗之中,静静地守候。呼吸总算平静下来了,我听见警笛声响,小区里来了警车。

随后又开来了两辆警车,总共下来八个人。四个人上楼,四个人分散开来,好像在找我。有个人在慢慢接近足以发现我的地方,我悄悄起身,假装走了几步,然而撒腿就跑。好像跑了十来分钟。直到确认公安不会追上来了,我才弯腰咳嗽,使劲捶打胸口,感觉像是要呕吐。

那天夜里天很冷。我想起自己竟然在延吉的深山里睡了两天,竟然还没有冻死。现在托超琳的福,我得以养尊处优地过了好几天。我彻骨地感觉到超琳对我的恩情。我还想再看看,记得逃跑时背后响起了哐当声,是不是因为公安推开了挡住门口的超琳?超琳会不会跌倒了,磕破了头?我很想放声痛哭,超琳好可怜。

我要找到来时的路,忽然意识到自己跑出了太远。第一次走出超琳叔叔家便遇到了这样的意外,虽然我和朋友约定遇到胡同往右拐,可是我跑得太专心了,根本记不住回去的路。

根据我从窗户俯视的记忆,那里有火车站和几条铁轨,于是我整夜在附近徘徊。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意识到自己手里没有一分钱。我的心里并没有空荡荡的感觉,反而笑了起来。钱不是变成美食了吗?美食不是换来了超琳的鼓掌喝彩吗?那天夜里,我像在长春一样,蜷缩在网吧里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又戴上了太阳镜。我摸了摸诗集和身份证,安然无恙。当时这就是我的全部财产了,而冬天的衣服口袋很多,感觉更暖和。我努力寻找超琳叔叔的家,然而那么多从未见过的建筑物乱糟糟地矗立在面前,明晃晃的白天都变得黯淡无光了。

如果能找到超琳送我门票的桑拿房,再从桑拿房门口出发……可那天我们坐了出租车,我根本记不住路线。想到自己千里迢迢地拼命逃跑,竟然如此不细心,如此不严密,我不由得深刻反省。想到这里我又下定决心,现在开始也不算晚,我还要好好想办法。

突然间,我想到了光容。之前给他打过电话,他的手机里应该留下了超琳叔叔家的号码。如果电话打通,超琳肯定会跑出来找我。哪怕见不上面,我也应该对她的照顾表示感谢。

四处寻找电话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钱,立刻就泄了气。先给光容打电话,再联系超琳叔叔家,至少需要1块钱……地上有没有人掉钱呢。我本能地仔细观察人行道上的方砖。盯着地面走了三十分钟,却没有丝毫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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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之余,我猛然想起了超琳说起过的西塔教会。超林说,很多脱北者去那边乞讨,韩国人会给钱。有的脱北者攒够了钱就买护照,最后顺利出境。想到这里,我连忙抬起头来,寻找刺向天空的十字架。

这不是交付全部人生的求乞,只是凭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难道就得不到1块钱?绝对不能变成乞讨!很遗憾,我看到的只有炫富的高大建筑和招徕顾客的广告牌。这中间有个韩文招牌,上面写着“庆会楼”。

我开门走了进去。午饭时间没到,饭店里只有做保洁的大婶。我说“你好”,大婶回答说,现在还没到午饭时间。我连忙问西塔教会在哪儿。

按照大婶给我画的草图和说明,我走了大约十五分钟,终于找到了教会。这时,一群人正在往里走。

今天我已经是真正的基督徒了,每到周末都去江南教会祈祷。现在想来,那个时间好像是礼拜之前。

他们嘴里流出的韩国话让我欣喜异常。自从到了中国,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自己的民族,大韩民国的人。衣着打扮也有明显区别。无论是衣服的材质还是设计,都与当地中国人显著不同。每当有直发女人和头发染成棕色的年轻男人走过我身边,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以前在朝鲜看过的电视剧《蓝色生死恋》里的主人公。我顿感欣慰。我们的民族如此美好,更让我感到骄傲。仿佛我已经平等地站在他们中间了。

我却没办法跟他们搭话。1块钱,我来是为了1块钱,然而1毛钱我也说不出口。仿佛要钱的人不是我,而是我的父亲在伸手,仿佛是我的母亲在乞讨。不行,绝对不可容忍。与其这样,还不如干脆求他们送我去韩国呢。

正在这时,门开了,有人问我:

“您有什么事吗?”

“我想见牧师。我要找牧师说点儿事。”

听到我的口音,那人立刻判断出我是朝鲜人,于是使劲向外推我。

“对不起,牧师还要做礼拜呢。周日再来吧,到时候给你钱。现在不行。”

我奋力反抗。

“我不是要钱的乞丐。我不是为钱来的。我想去韩国。”

“这不是脱北者该来的地方。你可以去领事馆或大使馆。经常有脱北者来这里,附近有很多公安。你要是不想被抓,还是快走吧。”

走出西塔教会,我感觉身后有公安,于是加快了脚步,心里却涌出无限的愤恨。我的诗集《我的女儿卖100元》里有首诗叫做《我们的话》。我们的话语在他人话语的压抑之下哀求救命,“韩国人啊!想想你们的国语吧!”这首哭诉之诗描写的就是当时的心境。

那一刻,我是那么憎恶大韩民国。蹒跚前行每一步,我的耳边都回荡着朋友在延吉市场角落的呐喊。

“我们去不了韩国,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就跑出来了。还以为只要见到韩国人就能实现愿望。我们现在成了穷光蛋,早晚会被抓住。如果真的被抓了,你和我还能有活路吗?灭族三代啊!与其被抓住,还不如自己解决呢?不行吗?”

我的心里波涛汹涌。也许,朋友选择刀并没有错。也许我现在才想明白的事,朋友早就想通了。坐在公园里冷冰冰的长椅上,想到自己无处可去的命运,如果与公安遭遇,我该怎么办?我也想到了最后的状况。如果我有刀……

这样想着,我摸了摸上面的口袋,手碰到了什么。伸手摸摸,原来是纸。掏出来看,竟然是两张叠好的纸。天啊,我猛地站了起来。这不是钱吗?1元纸币,还是两张。真是从天而降的惊喜啊。哦,昨天晚上下出租车的时候,超琳硬塞给我的零钱,两元。

“超琳!”

我喊着超琳的名字飞跑起来。眼前雾蒙蒙的,我用拳头擦了擦眼睛,很快又模糊了。正好有位大婶把电话放在外面做生意,我连忙递上钱,迫不及待地抓起了电话。我在等待光容的声音,同时努力回着超琳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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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

“是我,你听我说。”

电话里刚刚传出光容的声音,我便飞快地说道。为了再见到超琳,我不能不尽量缩短通话时间。

“我没钱了。你马上挂断电话,找出给你打过电话的那户人家的电话号码。我马上再给你打过去。”

“什么意思啊?”

我还想解释,光容接下来的话却堵住了我的嘴。

“朋友死了。”

“什么?”

“我是说,你的朋友死了。”

“什么!混蛋,你给我说清楚!”

我的嘴唇在颤抖,抓在手里的电话也在簌簌颤抖。

“冷静点儿。你冷静下来,好好听我说。昌龙大叔给抓去之后,公安只是拿出你朋友的照片让他辨认。昌龙大叔说不认识,所以只是受了点儿威胁,很快就被送回来了。昨天,有个自称是你朋友小叔的人来了电话。朋友和你分开后到了延吉。我不是说过嘛,他去找小叔,当时还给了我的电话号码。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我就过去了。他告诉我说他侄子死了。他哭着说侄子死得很惨。他被公安抓住了,押送途中他要求撒尿,停车后他就跳崖自杀了。”

后来光容又说了什么,我完全不记得了。死了。我呆呆地站着,这个字眼怎么会跟我的朋友有关呢。哪怕是朋友叔叔说的话,也不是绝对准确吧。人怎么会死呢?而且不是别人,我的朋友怎么会死呢?搞错了吧,要不就是误会?我的心在呜咽,我却告诉自己不要哭。不要哭。我边走边安慰自己,突然停下脚步,无力地瘫坐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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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朋友那么哀求买酒,我都没有同意。哪怕暂时放弃韩国之行,哪怕陪着他懦弱一回,当时也应该买瓶酒喝,说不定还能让他抖擞精神……面对公安和朝鲜保卫部的不懈追击,我们的血在燃烧,哪怕稍稍滋润一下这干涸的生活呢,然而我连他这个心愿都没满足。想到朋友的不幸,我再也忍耐不住,终于放声痛哭起来。

更让我遗憾的是现在手里分文没有。我双手合十,祝福朋友一路走好,可是连一杯酒都没有!我连一杯酒都没有啊!一杯酒!

我常常跟知己好友讲起我的朋友和我们的脱北经历,所有的人都劝我写下来。脱北之后的五年里,我始终都不承认朋友最后的命运。也许,我的朋友还在某个地方徘徊呢,如果我真的诉诸笔端,说不定会妨碍他的逃跑。

我在大韩民国领事馆滞留了两个半月,最后的日子里又来了六名脱北者,分别来自清津和茂山。他们都认出了我。他们带来了朋友的消息,不同于光容的说法。我们脱北之后,包括平城和清津,全国各地都挂满了通缉我和朋友的照片。

脱北者竟然是平壤市中央机关的人,而且朋友的家庭本来就很有名,所以我们的脱北更是传得沸沸扬扬。几天之后,洞人民班会议便举行了以“背叛者的话”为主题的演讲,我们的事例成了典型。

如果那六个人也能读到这些手记,或许他们会想起领事馆里竭力否认朋友之死的我吧。前不久,有位来自平壤的高层脱北者向我确认了朋友的自杀事实。从那以后,我每天都在写这部手记。

今天夜里,我又想起我的朋友。当他做出最后决定的时候会是什么心情呢?向来柔弱善良的他哪来的勇气,敢于跳下足以让人粉身碎骨的悬崖?想着想着,眼泪情不自禁地流淌。

朝鲜方面竟然通知中国公安,他是杀人犯!

如果是杀害别人的逃亡者,绝对不会自杀。真正的杀人犯是规定选择自由便是杀人的金正日独裁政权!真正的杀人犯是灭族三代的朝鲜恶法!年仅三十岁的朋友就这样死了,怀揣着昌龙大叔让他保密的700美元;我的朋友就这样死了,心里深埋着永远无法到达韩国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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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6-17 04:20:49 | 显示全部楼层

脱北者手记


【朝鲜】张真晟(原译:张进成)著


薛舟 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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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着眼睛熬到天亮以后,我好像彻底换了个人。我不再害怕公安了。即使被抓住,无非是和朋友同样的结局。无论朋友之死是不是事实,还是给了我巨大的冲击。我感觉每个瞬间的生活都是奇迹,更是生命的挑战。

光容说朋友自杀的话让我无比痛苦,甚至也想像朋友那么自杀。本来只有尽快到达韩国,我才能借助韩国政府的帮助救出朋友。如果光容所说属实,那么我的前行之路就成了补偿朋友遗憾的复仇。

我要去北京,车费怎么办?我不由得双手抱头,冥思苦想。我不能去偷,更不愿意等到星期天,跑到西塔教会门前去乞讨。

借着写作手记的机会,我要向沈阳西塔庆会楼的老板道歉。无论有什么理由,我还是欺骗了他。尽管我也知道这是苟且的狡辩,然而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韩文招牌的确是我唯一的希望,于是我走进了庆会楼。

“请帮我叫老板。”

我理直气壮地找老板,好像我不是来求乞,而是来索债。片刻之后,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过来了。他打量着我的做派,大概以为我是调查税务的中国公务员,于是大声招呼服务员。

“喂,来两杯茶!”

等服务员放下茶杯走开,我开口说道:

“我从朝鲜来。”

这时,老板又喊道:

“再来碗饭。”

事实上,从我推门进来的时候开始,饭菜的香味就已经让我的肠胃加速蠕动,然而听了老板的话,我却假装很不高兴。

“我来不是为了吃饭,只是想跟您说几句话。”

老板紧盯着我,仿佛要把我看穿,然后又叫服务员。

“米饭取消!别拿了!”

那一刻,我在心里叹息,今天又要挨饿了。

“您知道某某企业吧?”

“说到某某企业,我们韩国无人不知。怎么了?”

“那您认识他们公司的某某会长吗?”

“我怎么可能认识人家。你到底想问什么?”

我了解那位会长的简历。以前在朝鲜,为了引导韩国名企对北投资,统战部专门制作了CFO们的个人资料,我也曾有过浏览。于是,我便以统战部资料为基础,加上普通脱北者根本无从了解的某某企业会长的亲戚关系和鲜为人知的家庭矛盾,为我面前的老板做了详尽的说明。我还含糊其辞地透露自己和中国韩人会的会长关系不错。最后,我清清楚楚地说道:

“我是他的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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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喝着茶,时而瞟我一眼。

“我大伯这会儿在美国,他知道我脱北的事,明后天就会派人过来。不过我不能在这里久留,还有朋友在北京等我呢。如果我单纯来乞讨的话,可能会要求更多,但是现在我只请求帮我解决车费。我一定会还的。我说完了。”

也许庆会楼的老板会在心里耻笑我吧,说不定还会把我当成伟大的骗子。不过,看他对素昧平生的某某企业会长直系亲属的趣味故事表现出的兴趣,或许能相信我真的是会长的侄子。

反正不管怎么样,庆会楼老板说到北京需要250元,随后欣然递给我钱。直到现在我都没再去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便是我欠了他的人情。

将来有机会再去沈阳,我一定要见老板,争取他的宽恕。出于信任,他笑着给了我理解。

我就这样去了北京。登上巴士之前,我在车站附近买了一份韩国著名的报纸,为的是让自己看起来更像韩国人。

到达北京之后,怎样才能进入大使馆或领事馆呢?这让我苦恼不已。最大的问题是语言。在沈阳,走出西塔我都感觉举步维艰,恐怕北京更是如此。不对,北京应该也有西塔那样的韩国街吧。我决定先去这样的地方,于是仔细翻看报纸,一个标点都不肯错过。一页一页地翻阅,突然,我的眼睛里冒出了火花。在不起眼的报纸角落,那不正是报社的电话吗?我紧紧地闭上眼睛,聚精会神地思考起来。

拿朝鲜《劳动新闻》来说,派驻中国的三名记者当中,至少有两人不是单纯的记者,而是对南工作处和国家保卫部的间谍。韩国的报社都是私营企业,当然不会存在这种情况,不过考虑到特派记者的业务性质,他们也必然要跟韩国国情院保持着密切联系。

这就对了!去找特派记者!我情不自禁地猛拍膝盖。匆忙下车后,我立刻去找电话亭。当我拨着报纸上的电话号码,感觉心在扑通扑通地狂跳,要是还像韩国领事馆那样拒绝我,我该怎么办?

“喂!”

电话里传来女士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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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遣返的脱北者,集体思想改造)


“你好。请听我把话说完,我以前在朝鲜中央机关工作,几天前逃了出来。我打电话不是为了去韩国,而是要给你们报社提供独家新闻。

“请稍等。”

那位女士的声音似乎比我还急切。很快,电话那头传来了男人的声音。

“喂,很高兴。首先,您能否更具体地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

“我的电话不能打太长时间,现在还被人追赶。请你告诉我贵社驻北京特派记者的电话,我担心电话被人窃听,所以必须是个人的手机号码。”

“好,好的,我这就告诉你。请稍等。马上告诉你。”

事不宜迟,我当场拨打他告诉我的手机。

后来我和特派记者见面的时候,他坦言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脱北者拨打自己的手机。我笑着问,你们总社怎么那么糊涂啊。虽然是开玩笑,不过那个电话号码的确成了我生命中的大救星。

“喂!”

试了三次,终于拨通了特派记者的手机。这让我有时间考虑,过去跟韩国领事馆通话的时候有什么失误。随后我做出判断,不能单纯地诉说脱北者赴韩的愿望,而是要交代清楚我是谁、手上有什么情报、韩国需不需要,必须让对方充分认识到利害关系。必须抓住这次天赐的通话机会!必须说得清清楚楚!

“我以前在统战部工作。”从这句话开始,我逻辑井然地讲述起自己的脱北动机和将来能做的工作,以及目前的处境,最后我希望他能帮我和国情院建立联系。也许跟长期的特派记者经历有关,他非常冷静。

“我不知道国情院,也不可能知道。不过,我可以帮你问问我认识的人,十分钟后你再打电话吧。”

十分钟后,我准时拿起了话筒。很快,特派记者告诉了我另外的号码,并说那人正在等我的电话,让我快打。我连声表示感谢,却又不忍心放下电话。也许他这样做是出于避嫌的考虑吧。当我拨通他告诉我的号码,信号音只响了一遍,那边就有了反应。

“喂!”

“你好,我从朝鲜……”

“知道,我知道。我早就想见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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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北者分布:延边及东三省约5万人,北京等大城市周边约2万人)


那人匆忙打断我,自己说了起来。他的话令我无比震惊。他不仅知道我和朋友什么时候出逃,怎样被通缉为杀人犯,还知道中国公安乃至国家安全局出面追逃,甚至告诉我昨天朝鲜国家保卫部去了朝鲜大使馆。

随后,他问我道:

“现在你和朋友在一起吗?”

我回答说我们分开了。沉默片刻,他又问:

“那么,我需要确认你的身份,带身份证了吗?”

“嗯,带着,现在还在身上呢。

“我知道了。虽然只剩你自己,还是应该活下去,是不是?朋友以后再找吧。你就在原地,不要离开。我们尽快赶过去。”

后面的经过我不能再说了。如果还有什么可说,那就是因为那些令人感激的保护,我在安全有了保障的日子里,从暴风的恐怖落入到寂静的恐怖。这是因为之前我并不知道的中国国安的追击和被派往北京抓捕我的朝鲜国家保卫部的存在。

一位来自平壤的高层脱北者,脱北之前曾因业务关系出入过驻北京朝鲜大使馆,并与拿着我照片的国家保卫部工作人员有过交谈。当时,朝鲜保卫部的人发誓要将我捉拿归案,朝鲜大使揶揄他说,中国这么辽阔,上哪儿去找。前不久,他以胡慧日之名出版了《朝鲜西洋镜》。

他握着我的手,转达给我惊人的话语。漫长的五年首尔生活,这些话常常在睡梦中响起。

坐在去往驻北京领事馆的车里,我浑身发抖,担心这车会不会开进朝鲜大使馆。两个人紧贴在我两旁。没多久,其中一人说道:

“张先生,现在可以笑了。抬头看那边,太极旗。大韩民国的国旗。”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果然,一面太极旗迎风飘扬,刺向蔚蓝的天空。刹那间,我觉得自己应该说句什么,却先哭了起来。

他们说,必须先镇静下来才能进里面,然而我还是无法停止哭泣。此时此刻,不是我要忍耐眼泪,而是眼泪不得不忍受我,安抚我。

我不可抑制地痛哭,想起朋友的脸,忍不住又哭了。当时的激动心情千言万语也不足以表达,后来都被我写进了诗集《我的女儿卖100元》。看见太极旗的时候,尽管我并不了解这面旗帜,尽管我从未见过那片土地,尽管我不知道什么是自由和民主,然而来到旗帜之下的身体已无力坍塌,却又情不自禁地欢呼大韩民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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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遣返的脱北者在遭受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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